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

怀念恩裕兄

　　与我同代同辈份的红学同行，人数原极有限，后起的一辈人数就多起来了。友人曾比为“雨后之笋，过江之鲫”，那有点儿开玩笑，可也确实多得惊人。人一多，品类不齐，舆论的微词时有所闻。也有一友告诉我，一次他在西郊参加有关曹雪芹“故居”的会，亲耳听见旁边一位文化部的女同志正对人说：“你看×××，哪儿还像个学者?”还有天津一名青年读者给我来信，中有一句话：“你们红学界是树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我读到此处，真是悚然憬然。凤兮枭兮，乎鸱乎?难怪人家说话有点儿毒。

我所以先提这些，是因为我敬重吴恩裕先生，数十年的切身经历品评，方信他是我所交的红学学者中人品最高尚、人心最仁厚的好人益友。

然而我们的交谊历程又不是很顺畅的，带着不少曲折和误会。提起这，我是感慨万分。

最初的隔膜，略无机缘相会，对他一无所知。当我看到他最早发表的文章时，就见他对我有 “意见”，语气不太正常——不提贱名，只说成“《红楼梦新证》的作者”，提时也是为了 “指谬”(其实没错，他后来承认了)。这使我纳闷：我从未在文字中道及他，也不会有冒犯之可能。

第一次与他何时何地晤面，已不记得。记得清楚的是1954年10月“批俞运动”刚刚启幕那次，文化部长郑振铎先生主持大会，到会人很多，大抵文艺界知名之士，我亦所识甚少。最晚一个赶到的就是吴恩裕先生。

那时的印象留得清楚：穿一身十分朴素的灰布制服——简易中山装，当时人之常服也；右臂夹持一个黑皮包——此则民国时代教授身份的一种标志，也是高层知识分子的惟一“炫耀品 ”(当时是真皮，无人造物，很贵，只能夹持，并非后来的手提包)。

他入场时，颇有点儿“风尘仆仆”之致。看样子他认识的人也不多，找不到可谈者，就先和我说话。

只见他一脸的书生气，十分认真严肃，其第一句话就是：“思想批评必要，但是考证还是很重要，不能取消……”

书生气十足。他似乎一点儿也意识不到这并非纯学术的事情。我从此识得他为人真诚老实，还保存着“天真”。

在运动中，他的情况如何，我无所知。真正接触渐多、熟识而有了相互了解之后，他原先对我的一点儿莫名其妙的隔阂与误解完全消除了，于是互访也就多起来——还是他屈驾枉顾小舍的次数最多了。

吴先生英国留学，从师于拉斯基(Laski)，治英国政治史，一口纯正的不列颠英语发音(与今流行的美国英语不同)，也写一笔很出色的行书字，给我的很多信札，一律是毛笔竖写，绝不带洋气味(也能写大字，非常见功夫)；嗜京剧，唱余叔岩派须生，也颇有造诣。总之，是个有才华的人。但于古代文学却不内行，他是苦研曹雪芹，对《石头记》却生疏——这是他自己承认的。例如他著《曹雪芹的故事》时，要我为他每节题一首绝句，虽后来他未采用，却指着“文星之殒”这一首说深为感动。他不懂平仄，有一节题为《宗学夜话》，我告诉他“ 学”是入声属仄，四个字也要调声律，宜改为《宗黉夜话》。他接受了。

更有一次夜晚跑来，却是为了问一个“NFDC0”字——一条脂砚斋批说“深得‘金瓶N FDC0奥’”，他不识此字，以为是“壶奥”，不可通矣。又如永忠吊芹诗“欲呼才鬼一中之”，他不知是饮酒者“中圣人(上品佳酿)”的典故，揣度是“一申之”的抄误等等。说明他的本行不在这方面。

我们交情深了，谁也没因为这些琐屑而看不起谁，一贯以诚相待。等到1964年拙著《曹雪芹》问世，后来他下干校时，不断来信，说：“《曹雪芹》是好书!我到此什么也不带，只带了这本书，不离身边。也不知反复看了多少遍。……”

一入60年代，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活动步步升级，热闹起来了，他的精气神也十足地振作起来了，时常来找我。最值得一记的是邀我同到健锐营去访张永海——他听到一个线索，说张知道曹雪芹的轶事。

雪芹自离京城而到山村著书，此村究在何处?我与恩裕兄当然早就忘不下这个题目。到了196 2年纪念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盛大活动日益开展时，踏寻此村的愿望变成了必付实践的重要项目了。

传说曹雪芹寓居香山健锐营的线索，就是恩裕兄首先探索收获的。当时不止一头绪(互不相涉)不约而同地传述这一说法，于是引起了我们的重视，以为不会“空穴来风”，应有一定的来由。

他的热情与活动能力胜我十倍。一日，来邀我同访香山的张永海，据传他知道雪芹的若干遗闻轶事。

那天随恩裕伉俪(夫人名骆静蓝)奔到健锐营的正黄旗，找到了张家小院落。正黄旗是此营右翼四旗的头旗，位居从北向南靠山坡一排的北端(左翼四旗是从西向东一排，靠北面坡)。小院全似山村民户，早无一点营房痕迹。院中有树木，放一张长方矮饭桌，几个人围坐，听主人开谈。

张永海其时年已六十多岁，人很朴实，看样子是个嗜酒者。恩裕兄访知此老者旧时曾在城内当过警察，盖辛亥之后旗人生计无着，多沦于杂役、小贩等业。自云蒙古族，本姓是章嘉呼图克图，“张”是后改汉姓(一如满族人多改为赵姓、金姓)。

听他讲时，骆女士作了记录，恩裕兄则不断发问，要他回答。今尚忆其所传的要点如下——

一、雪芹所居之处属镶黄旗的北营子。镶黄旗在他那儿的正北，遥望可见；北营子是那旗后的一处分支。地方有点儿荒凉，有时还见过狼。

二、雪芹来此的因由是“拨营归旗”——皆为一案的同犯者，从城里遣来的。

三、雪芹的“同犯”者有一个名叫鄂 (àｏ) 比的，二人是要好的朋友，他能画，也爱喝酒，二人常在一处。

四、雪芹续弦，生有一子，疼爱无比。不幸子亡，雪芹悲痛异常，常到小坟上去徘徊，不忍离开。

五、孩子死于中秋日，雪芹卒于大年夜，人称“双绝日”。孩子的死是因患“白口NFDA4 ”。

六、雪芹在城内的一个学校里当过“舍夫”——他并将此名目解为“仆役”一类职务。

七、雪芹穷得很，行止不与常人相同，有点儿怪僻。常到处游走，腰间围一布包，内装纸笔 ——墨汁在笔帽里，走到一处，文思一来，坐下就写。

八、雪芹卒后，无力归葬祖坟，就埋在山后的一处名叫“地藏沟”的地方。

以上皆据实以记，暂不加分析评判。顺便一提：此后西郊的“传说”越来越多，愈出愈奇，聆之令人喷饭。我们要对历史负责，张老人的传说，未可全信，也未宜尽指为妄谈；在他原话之外，再捕风捉影，任意编造，哗众欺人，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为了踏寻葬地，我们又访过张永海一次。

那次是向文联洽借了一辆旧汽车(当时漫说个人，一般机关单位也极少有车的)。张永海坐在司机旁指路，他老伴见他坐上了汽车(那有“高贵”之感了)，面现惊喜之色。已记不清开往哪个方向，反正这“山后”又不是上述的北营子，距离颇远，这是否意味着雪芹已经迁居? 张永海未有明言。

在行至山深处，方知此地属部队驻处，不许通行。恩裕作代表下车去解释，部队电话问了文联，属实，车内皆学者——这才放行。但仍不许进沟乱走。故此行遂无收获，至今不知张所言何所依据。(后又传说葬地在“象鼻沟”。皆无法证实。)

那时健锐营地方已破旧不堪，原先有全营围墙、营门，一无所存，惟山坡上还残存石堡垒遗迹(此营“云梯兵”习练爬高攻堡之假想建筑)。脚下则遍布碎石，青黄不等，像是旧河床上的卵石，俯拾可取。恩裕兄为了纪念此行，拣了一枚，回家后费了数日苦磨的功夫，制成一个略呈椭圆的小砚，十分得意。

他为人热心肠，没有某些红学人物的抑人利己的坏心计，是我数十年深交的难得的高尚人士。他主动带我求眼科名医，关心备至。

他的宿舍是政法学院的十分敝旧的土平房，那排房屋前后开门，草篱茅舍。我常造访，留饭也是北方的朴实作风——大碗捞面条，只一味干炸酱，什么也没有，但食来很香。

恩裕兄为了探研雪芹，一腔热诚，全力以赴，世无第二人。因心太切，意太痴，遂易为妄人所乘，将伪造“资料”向他“炫示”，吊他的胃口。他太天真，识辨力又不足，一概深信不疑，又不喜听友人的忠直之言，于是在学术上受到损伤。每念及此，不胜嗟惜。

亡友至交，不忍多提他的失误，只说一件极有趣的事：他在《曹雪芹的故事》中，设想了一位村妪老妇人，十分善良仁慈，时常帮助雪芹解忧济困。这确是极好的文学创作的艺术构思。但当后来伪造“资料”或编制“传说”的人，先看过他的《故事》，便受了“影响”，或有意地“顺竿爬”，或讲出一个村居邻舍好心的“老太太”——甚至说她因不识字，将雪芹手稿剪了“纸钱”、给雪芹送葬等等奇闻怪语。恩裕兄不但不知“反思”一下，却兴奋地跑来告诉我：“原来真有一个老太太!我的书碰对了!……”

这样好友也就不便太败他的兴，笑而听之。(就这样，他还是有一次忍不住了，对我说：“ 这回是真的，你就别再置疑了!”)

更令我为难的是他后来提出了“质问”与建议，一是“我的材料你怎么书里都不收?”二是希望两人合作，对这些“新材料”如有不同看法，可以分加“周按”、“吴按”，各抒己见，展示学术民主、百家争鸣……

这足见他的一片诚心厚意，我不能作别解——那如何对得起良友?但实际上这是无法办到的。他对此是否有了芥蒂?不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而且我们的友情也从未“变样儿”。

他不幸心脏病猝发而辞世。我极伤痛失此好友——“红学界”惟一的交谊最深的同辈好友，作了七律、绝句(七首)悼挽他(交周雷于送葬时张贴过)。

然而，他的病势，居然也成了某些人造谣挑拨是非的“资本”。

恩裕兄为满族人，自号“负生”，我致函于他总称此号，古无称名之礼也。

诗曰：

好友犹存赤子诚，可怜时世妄言兴。

七篇绝句今何在，往事斑斑感不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