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

通州之缘

　　通州现名通县，大约是因后来行政区划只有市、县，而将州、府废掉。但老习惯还喜欢称州，比如赵州早亦改名“赵县”，可是没一个人说什么“赵县石桥”，只说“赵州石桥鲁班修 ”。再者，“州”字也难尽付禁条，“杭州”、“苏州”、“泉州”、“广州”……叫得蛮响。此岂字的幸运乎?亦历史的韧性也。

我与通州缘分不深。京津往返之路经此地，那不能算数。真“到”那儿，迄今实只两次。

一次是“文革”中一大群“黑分子”到通州永乐店去劳动。

记得好像是秋天，高爽宜人，做的当然都是庄稼活儿。因那是“集训”，每日两次“整队 ”听训。一次“工头”喊了“立正”口令，而总编级的原领导楼公适夷，还“八字步”撇脚而立，被那头头着实地怒斥了一顿。

说实话“书生故习”极不易改造——就在那日月里我还是忘不了“考证”的功夫。

这回倒与《红楼》不相干。我是对“永乐店”发生了“兴趣”。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是明成祖永乐年间在这儿住过一次“小店儿”不成?

我想，这怕是汉字语音在民间的音讹。

记得古代最大的几个沼泽之地，在南如云梦，在北即有雍奴。雍——永之变，不待多讲；“ 奴”是ｎｕ音，ｎ与ｌ的互转音讹，例不胜举(如蜀语奶奶说成ｌａｉｌａｉ，天津话“ 嫩 ”说作ｌｅｎ……)。此理即明，则古名“雍奴淀”第二字初变为ｌｕ，ｌｕ的轻读就是ｌｅ(乐)了。故“永乐店”者，古名雍奴淀之遗音也。

这在“劳动改造”中过过“考证”瘾，自然没法找书本写论文。至今是否难以自信自“定” 。

但“淀”之变“店”，自信不错。北方的许多“店”，实皆“淀”也。淀乃浅水，世代一久，即为枯涸，淤为平川，民不复知，乃写作“店”耳。如大师顾亭林，作《京东考古录》，谓昌平之“夏店”，即古之夏谦泽，此说极是。但他竟不悟那个“店”是“淀”的“记音” 。此亦鸿儒硕学的一个小小的遗漏。

在另文中，我叙及1962年通州发掘曹家大坟之事，惜未赶上车，故无“考证”可写，至今抱憾。如今只好单讲1992——整整三十年后的事了。

1992年的7月31日晚间，忽接市文物局的电话，邀我次日上午到通州张家湾去看一件新发现的有关曹雪芹的石头，开会鉴定一下，将派车到门同往。我听了心中欣喜，对此佳讯感到兴奋，期望一个巨大的发现，打破多年来的沉寂局面。

次晨，果然车临舍门，我非常感谢他们的盛情与提供的方便。到达后，进一平房大间屋子，很简朴的，靠山墙一面摆一列桌作主席台，列坐的是区镇领导和红楼梦研究所所长等人。正中一大排拼桌，两侧列坐到会专家及石头发现者。靠墙坐的还有不少人，包括新闻界记者等位。抬头看时，山墙上贴有黄纸大字，写着“曹雪芹墓碑鉴定会”的字样。

主持者到会后，先让大家观看这块宝物——名为“墓碑”者。

人们围上来。只见地上横卧一条通常叫做“条石”的粗石头。正面刻的是“曹公讳NFDA2 墓”五个字，左下角二字看上去像“王干”，解释者说是“壬午 ”，纪年干支也。那字极板硬僵死，活像火柴棍儿摆的。没有笔路锋芒转折，一般粗细。

看了实物，归座讨论。

我记得，我左侧是于杰，对面为赵迅，略偏对的是秦公。秦公旁是位赵先生，已忘其名(其实以上所纪姓名也是会后询问明确的)。最远角上是发现人李氏兄弟。

发现者做了长篇大论的报告——发现详情细节，还有打印的书面。还有分发的地图，两份“ 证明书”。

发言开始了。

第一炮是秦公。我与他只见过一面，并不熟识。他说：这件东西很可疑，理由有三：一是品质不合，这不是刻墓碑的石头；二是型制不合，墓碑无此种形状。从物体本身来考察，只是京郊民居常见的做盖房的墙基石或台阶石。再从石刻看，字的“笔画”槽内明显看出是胡乱凿成的，像“NFDB6 (ｃｕò) 磨”(盘石)那样“NFDB6”的字，根本不是刻碑的技术者所为。

秦公先生也指出了这石面也并无二百多年埋于土中的痕迹，是一件新物(对此，发现人解释说他曾将石面“磨过一次”)。秦先生讲后，发言的是我。我说，我们应当重视石刻专家的意见，深入探究，以定真伪；此外也要审断所刻文字的款式合不合乾隆时代的习俗规格。

秦先生身旁的赵先生，听我此言后便接着发言，他说：文字款式不合，从未有如此书碑之例。比如墓碑一概是某某人“之墓”，无省“之”字的(那实际欠通)。再如左侧一行书写年月，一律是顶格大书“皇清乾隆××年(或加岁次甲子、乙丑……干支)”，这是定例，哪会只写干支“壬午”二字而且写在最低的下角处?这根本不可能。

会场一阵寂然。主席台上似乎感到情况出乎意外，言词有些不像开场那么兴致勃勃了。会上没有出现反驳秦、赵两位意见的发言。

我注意到两份“证明”文件中，一份是退休的本镇的老支书，他主要表示：一，我不知“曹园”这个地名；二，我当时不在那块地上，未见那块石头；三，我也不知道石头上写的什么字。

这令我十分诧异：这哪儿是“证明”?老支书是位老实同志，不肯说假话——这其实是“反证明”。

发现者还讲了很多“细节”，例如说那碑初现时是在土中“斜着的”，既非平卧，也非直立。他用心良苦，是想表明石本正立，年久倾斜了。但这儿破绽分明：若系直立，或需有石槽嵌立，或下端字外有较长的空白石端深插入土，方能直立——而那块条石的“墓”字紧挨石边，无一寸留埋之空石端，何也?

其实，既曰“墓碑”，是立于墓前，让后人知此为何人之坟茔，从无将碑埋入坟内之事—— 墓内的石刻，那叫“墓志”，字很多，有文有铭，有撰文人，有篆盖人，皆落款……

这个破绽弄得相信者不太好办了，于是不再称“墓碑”了——心裁独出，改称“墓石”了。

“墓石”之名，绝不见于文献典籍，是个杜撰的尴尬之名色。

离张家湾返京之路上，与秦公先生同车，这才“重新认识”。他表示了若干疑点，确言是一块拙劣的伪造物。并云：“我只能举疑点，供研究；若是明言伪造，害怕有人拿刀子捅我! ”

事后，北京报端颇有文章讨论、争议。秦先生十分重视此事，陆续发表了多篇论文。未见有专家能逐一驳难他的论证。

市文物局不表态，内部个别接触，得知局方根本不以为真文物，只因碍着某少数几位专家的面子，不愿公开表态，但不开会，不通报，不宣传——作为不表之表。

再事后，方有《北京日报》宗春启先生发表了重要文章(载《视角》杂志)，引录了知情人的投函揭露，证明年月、地点、当时“平地”的工作方式、分队分地，一切情况，无一能与“ 发现者”的言词有相符之点，全系捏谎编造。

一场闹剧，到此谢幕——也“谢墓”了。

意外一件事：会议结束招待午饭，从会场走向饭厅的路上，于杰先生与我(陪我的有女儿周伦苓)说：患眼神经萎缩症，视力坏极了(与我同病相怜之叹)——而然后接云：正白旗的那块墙皮上的字是我发现的——今知是假的，可是已不好再说明了……

“假作真时真亦假”，雪芹的预言，英明极了。

诗曰：

墓碑墓石费称名，一块新镌动北京。

独有秦公存正义，临风怀旧悼先生。

*秦公先生不久前因病辞世，不胜痛惜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