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

倡导校印新本《红楼梦》纪实

　　从1947年始，因偶然的机缘，我忽然进入了研《红》考芹的学术圈里，直到今天，整整五十年。中间经历，很是丰富奇特。友人说，这段历史，形式上似乎只为对于一书一姓的研索追寻，实际上却与时代社会、学术风尚、文化潮流等等方面，都有其关联与意义，因而督促我就所忆及的做些记叙。不然日后即无人知晓，不但留下史实空白，还会衍生讹传谬说，真假难分，何以存其信实?我觉得此言有理，遂择其重要的关目，粗叙一二于此，以供考鉴。

事情由我重返燕京大学西语系(抗战胜利后复学)说起，家兄祜昌一次信函中嘱我查寻20年代初胡适遍求未获的《懋斋诗钞》。谁想我到校图书馆一索而得。此书内有六首写到曹雪芹的重要诗篇，名贵之至。我据此写一短文，置之案头，未思发表。后为北京图书馆善本室专家赵万里见之，立即编发在报端了。胡适读了，写信给我，表示高兴，兼有讨论。此信札也被赵先生编发了，于是引起学界瞩目。

胡适对我拙文论点只同意一半，我当时少年气盛，遂又撰文与之商榷……由此一发而“不可收拾”——我本无意研究红学，但为争辩真理，就难以中止了。

胡先生慷慨惠借珍贵秘籍给我(一名在校青衫学子，素昧平生、一无所知之陌生青年也)，我至今感谢他对我的信任及鼓励；但二人意见不合，逐步由商讨而变为争论：我以为他倡导印行的“程乙本”是最坏的本子，不应再让它流行于世，再就是看他考证雪芹时代背景、家世生平，失之太简单、太肤浅，没有触着历史的真际与内核。

这样，激发了我与祜昌的一种真心痴意，定要把这两方面大主题弄个水落石出，为雪芹雪冤洗谤。此一痴意真心，不但始终不改不懈，而且克服了百般困苦艰难、曲折诬陷……坚持到今——这就是五十年的第一条“旨义”。

在版本问题上，我与家兄力做全面大汇校，中经抄家毁稿，拨乱反正后毅然重新从头开始… …其难万状。

在考订历史背景问题上，下功夫远不如大汇校了，但居然也印成了一部《红楼梦新证》。从 1953年秋问世起，这方面的工作也仍在与时俱进——这且按下慢表，如今先记记为版本而力争，几乎触及了政治风险的一段往事前尘——

如上所述，为与胡适争版本，数十年如一日，曾未改变初衷，所以一有机会，就谋求可能的办法，务欲将一个较好的、接近雪芹原笔本面的新定本贡献给天下后世，不要再让那种以假篡真的伪“全璧”继续蒙蔽读者，搅乱精神世界。文化层次的高下美丑的重大分差，是不能混乱的。

1968年，我被关入“牛棚”，1969年中秋日下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至1970年8月底的一天，干校分部一位领导人忽召我“训话”，说“北京工作需要，要调你回首都，从今日起停止劳动，收拾准备……”我到总部办调离手续，发与我的公函上写的是：周总理办公室特电湖北军区司令部，调周汝昌回北京工作(此件我留了复制本)。此讯轰动了众人，以为奇迹或疑心我有办法“营求”中央的特调云云，其实我根本不知缘由。

1970年9月5日，回到了北京。当时“工宣队”要我写报告——因为不知如何安插、做何工作。我的报告不是别的，就是请求给我一些条件，以期完成大汇校写定真本的浩瀚工程。

这份报告，看来并未上达周总理，中间被人扣压了。我只傻等着，也不懂可以设法再由其他渠道上达总理，竟拖了下去。

这之间，同事戴鸿森已由干校回京了。一日，他对我说：他原先以为《红楼梦》不就是《红楼梦》(按：指坊间流行本，包括上述“程乙本”等)，还要搞什么版本?!这时他偶然看了影印的“庚辰本”(脂批抄本)，拍案大惊，对我说：“原来俗本子这么坏，与真本这么不同，一直被它骗了!”我见他悟了，遂有了“共同语言”，乘机与他商量：我们应出一部好本子了。

他很同意，且很积极，马上要与社科院文研所联系，要他们校注一个新本。当时社方临时领导人也点头了，我自不便再提我的大汇校的事情。

文研所很高兴，很快由邓绍基等二人持函，到社办理手续。

但此事垂成之际，忽因社外某位同志得知后激烈反对所邀人，不容实行。当时杜维沫新回社担任古典部的主任，他须向文研所“打退堂鼓”；那天晚上他到我家诉说风波内情，表示十分为难：“约请了人家，又要变卦食言，这多么尴尬!”

此事又成泡影。

大约此后不久，一天正值重阳节，忽接张伯驹先生之信函，内叙：有(退休教师)张琦翔者，访他时谈及《红楼》，张君遂追忆沦陷期在北大聆一日本教授名儿玉达童者讲课，说见过三六桥(名三多，蒙古旗人)收藏一部异本，其八十回后情节皆不与现行程、高本相同，并确言探春远嫁“和番”，黛玉早亡，宝钗成婚亦早卒，宝玉贫至为巡更者，种种细节，俱所未闻之珍贵研究线索云。

我接信喜甚，因与所见前人笔记所载旧时真本情况不但吻合，且有更多的信息，十分重要，即赋《风入松》词二首纪此要闻。张先生也叠韵二首。记得此事上海徐恭时先生还撰文叙述发表过。

后适有当时日本友人鸟居者来华访问。我求知心切，遂冒昧向当时中央上书，建议可请鸟居氏回国后广为打探儿玉达童是否还在——所称异本极可能即已归入儿玉之手也。我抱此奢望以为可以发现此本的下落。

没想到，这次上书居然得到了答复。再后始闻日本人果然做了大调查，儿玉尚在，只是年纪太老，已完全失去记忆力，无法追寻了。

我在此事的契机的鼓舞之下，遂又决心二次上书——这次就是正面陈述流行本子之伪劣，建议从速整校出一部近真的好版本。

这次上书，却等不着回音了，心中有些失望，觉得如此大事，终难得到重视。

忽一日，收到当时北京市市长吴德同志召见的通知，我即按时而往，在市府的接待室会了面，在座的还有袁水拍(原在《人民日报》)。此次即是上书的回音，说中央重视，将有安排。 (谈话中，万里同志进来了，他们二人说了几句，见我在，知必是有事会谈，他就不坐下而出去了。)

这时已是1975年。

又是忽一日(凡此，我都有日记可查，但此刻执笔时无法寻检堆积如山的旧箧；若日后有必要时，再为补记确切月日)，接到通知，要开校理《红楼梦》版本的会议。

回忆其时约已入秋季，地点是北京市委第三招待所此次会议地点，我记忆模糊了，因请王思宇同志助忆，他指明是此地，并言当时袁水拍即在此所，他与杜维沫到会之前还曾去见过他，故判断是在此处。但即使记忆有失，亦无太大关系。，到会后，见所召与会者人数不少，计有：

袁水拍：主持会议者

李希凡：副主持者

冯其庸：被指定的校勘小组组长

周汝昌吴世昌吴恩裕：“顾问”

杜维沫王思宇：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将来出版新校本的古典部人员

孙逊：研《红》人员(今任上海师大教授)

(另一位不记其姓名了)

周丽苓：我带她助我记录(因我耳、目早已损坏)。

会议内容主要如下——

(一)袁讲话，宣布此会的目的，说“上边十分重视”，成立校勘小组，冯为组长，周、吴等三人为顾问。将来由冯组织人力为小组成员。

(二)听顾问意见。我等三人一致认为，流行“程乙本”很糟，亟应出好本新本。三人也一致认为，此次彻底排斥“程乙本”，而在古抄本中应推“庚辰本”为校勘底本，因它现存回数最多，较为完整。

(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废弃旧本，改出新校本，保证质量。

周丽苓为我做了记录(此记录保存无恙)。

冯组长当时与我邻座，曾问我“甲辰本”是何种本子。我答：它接近程本，在诸抄本中是较晚出的。

我问冯：此会为何未邀文学研究所的人参加?他答，这次来不及，容以后再请他们。

该小组组构伊始，友人刘瑞莲女士一日来访(我们是四川大学的旧谊，她彼时已调至人民大学，与冯其庸同为该校中文系讲师，冯系借调至小组的，那时与中国艺术研究院尚无编制关系 )。她对红学有兴趣，人也热情，就对我说：你们弟兄多年研究版本，目下有此校印佳本的盛举，你们怎么不去参加?

我聆其言，内心感动，就推诚披胆地答说：这事我的处境很特别，也十分为难——我呼吁中央应创此举，当然愿为贡献微力；但目下我仅被安排为顾问，没有让我们参加实际工作的指示。所以为难的正是：愿贡微力，尚无机会；而若不去贡力，又怕落一个“知识私有”，不肯把心得经验拿出来的批评。所以我正不知如何为是，也不知如何“表态”才好。

刘女士听了，毫不犹豫地说：“这事好办——你勿过谦，由我去找老冯，我一力推荐!”她兴冲冲地作辞而去。

隔了不久，她写来了信函，内言：我去对冯先生说了此事，他答云，小组成员名单已定，是由×××批准了的，没法再更动了，云云。

此后的事，我能得而知的就太有限了，只记得当时校勘成员骨干有胡文彬、周雷二位，他们来问过几个定字待决的难题。其后，周雷一次专来诉说，他与冯组长为校勘取舍争论激烈，且表示要我秉公向有关方面反映此一事态。我未敢如彼其冒昧，因第一我并不了解争论细情实况，第二我已是“局外人”，讲话要特别慎重的，不然必会发生误会或纠纷，背上嫌疑。

后来听说校勘成员之外，为了作注释，又特邀来了杭州的蔡义江、安徽的朱彤、黑龙江的张锦池三位。住于“恭王府”，专职工作。他们之中，后来朱、张两位来访过，谈到作注中的个别问题及研考的收获。

1982年，这部新校本印成即将问世了，我接到通知去开祝贺会。

这真是红学上一件大事，应当载入史册，因为首次推翻了胡适的“程乙本” 说“程乙本”，其实也不真对，只是个“杂校本”而已。，使广大读者得见接近雪芹原笔的较为可信的本子此新校本亦非尽善，有待改进之处不少，故近年又出了蔡义江与梁归智的新校本(带注，附评)。。

至于我们的大汇校，五十年苦功，至今尚难梓行，只因部头太大，上千万字，排校难度极其巨大，尚不知其命运如何。

我为出一部近真的佳本而奔走呼吁，向当时的中央写信上书，及至1976年“四人帮”倒台，我还因此受了一回“审查”——宣传我与“四人帮”有来往，单位贴了大字报(内蒙古大学林方直教授正赶上看见)，军宣队的政委要大做文章。在此事件上，同事们却不乏人出来讲话，如袁榴庄女士就曾出面仗义直陈：周汝昌的信，就是查出一百封，也与政治无关，他不过是书生，为了他所关心的文学事业……(大意如此)。因此我的“案情”解除了。当时也有人来慰问，有真心关切安危的，也有为人作“探”的。总之，一场风波不小，我为了让我们的文化建设能斥伪存真，对此毫无怨尤之心怀，即使无功有过，成就了他人的名位功绩，也无竞争之意。

“四人帮”倒台后，文化部对该小组派专人审查其来由、性质、实况，有两位同志前来专访，我依嘱写了报告，并将女儿周丽苓当场作的那份记录一并声明提供部里审查参考。

这段曲曲折折的经过，只极少数人是清楚的，因此也出现讹传、欠确以至歪曲的传言。例如有人在公开场合宣称：周某人对于《红楼梦》校印新本一事，毫无关系——成立“小组”也与他无涉，云云。我觉得历史真实还是重要的，不应扭曲与抹杀。故粗述过程如上。

为了说话负责，以昭信实(恐年老记忆或有小误之处)，特为请询了当日开会在座、后任此新校本的责任编辑的王思宇老同仁，他热情地提供了所忆细节，与我记忆完全符合。他连我女儿在场一事都记得，而且顺便说了两点：(一)冯先生任此组长之前，主笔过署名“洪广思” 的《红楼梦——一部阶级斗争的形象历史》一书，也由该社出版。我方明白他出任组长是有来由的。(二)此“小组”立功后，即升格永存——亦即现今之红楼梦研究所的“前身”。所言历历不爽，且可补我追忆不备之点。

诗曰：

芹书白璧陷青蝇，斥伪存真百计营。

何必言功非为己，却防谗忌到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