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弁言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有「左文襄公全集」一部（清光緒十六年庚寅仲春月開雕的），計一百二十八本；原書除卷首外，分為奏稿六十四卷、謝摺二卷、文集五卷（附詩集、聯語、說帖）、書牘二十六卷、批札七卷（附咨札、告示）。此外，附有「張大司馬奏稿」四卷及「駱文忠公奏稿」十卷；書末，並有年譜十卷（湘潭羅正鈞纂）。卷首目錄列有國史本傳、墓誌銘、神道碑及總目錄，但墓誌銘以下均未見本文。本書節取其「奏稿」及「書牘」中與臺灣有關各篇，合而輯為「奏牘」；同時，並附錄著者的「國史本傳」（據「全集」卷首所載）及「神道碑」（吳汝綸著。採自「桐城吳先生全書」文集卷二）二文於書末，以備查考。
「奏稿」原為長沙楊書霖編次校勘。楊氏跋文有云：『起咸豐十一年辛酉十二月，訖光緒十一年乙酉七月，都六十四卷。蓋公自咸豐庚申四月詔以四品京堂襄辦軍務，辛酉奉命督師援浙，始專摺奏事。旋授浙撫·晉督閩浙，掃蕩粵賊；調督陝甘，平捻、平回，廓清關內外。凡兵餉及地方事宜，罔不躬親料理。奏疏未嘗倚辦慕寮，與胡文忠、會文正二公皆推當時大手筆。迄光緒辛巳總督兩江，年已七十；間屬幕友起草，而自加改削。甲申督辦福建軍務，則幕友所擬較多。茲編所登，凡出自公手而有關事實者，雖夾片數行必錄；幕府所擬，必經公修飾最多者，始行編入。尋常例摺，一概從刪。謝恩諸摺，另為兩卷；不欲與言事之疏錯雜也』。由於這段記述，不特可知「奏稿」的「義例」，亦已獲見著者經歷的大概。著者服官與臺灣直接有關的，計分兩段時間，即在閩浙總督任內與欽差大臣督辦福建軍務時期。前一時期為同治二年至五年（一八七六－七九），初則專意兩浙，繼則勦辦「粵賊」，治軍之日多、治事之日少，對於臺灣的經理，較少顧及。後一時期為光緒十年至十一年（一八八四－八五），時值法兵侵臺，專為督辦援臺軍務赴閩。故本書所收「奏稿」，前一時期較為零雜，後一時期則具始末。
至於「書牘」部分，亦可分為兩個時期，但卻與上述不盡相同。一在閩浙總督駐浙之時，為與閩撫徐宗榦（樹人）及臺灣道丁曰健（述安）等討論戴潮春事變有關事宜；一在調任陝甘總督之後，適當甲戌日兵侵臺，為與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及欽派總理船政巡視臺灣防務大臣沈葆禎（幼丹）等咨商與臺防有關問題。自然，由於「書牘」體裁的關系，間亦旁及他事。
此外，尚有兩點說明。（一）「國史本傳」載：光緒十一年六月有「請將福建巡撫移駐臺灣」之奏，但此摺在「奏稿」中則未之見。執是以觀，原「奏稿」或為前述「義例」所摒、或為彙輯所遺，想不在少。這就蒐集史料的觀點而言，至可惋惜。（二）本書在編輯時，由於另一原因，未能充分利用「全集」原書，恐不免有疏漏之處；引為遺憾。（一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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