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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之初治《纪年》也，尚居蜀中。一九四六年。顾颉刚师讯以近治何学，即以重辑《纪年》对。师诏余《春秋啖赵集传纂例》中尚有《纪年》佚文，为昔人所未知，余亦答以《御览》所引《郡国志》、《十道志》中曾引及《纪年》为朱右曾、王国维两氏所略者。由蜀而吴，由吴而沪，此业久废。六十年代中，王修龄、徐鼎新、蒋德乾三君，在杨宽先生指导下，亦曾治《纪年》，复得商榷之乐。
一九七六年以来，得王修龄君协助，发愤为此。取各书一一为之蒐辑，并得清人治《纪年》之书以观之，稿成，名之曰“《古本竹书纪年辑证》”。“辑”者辑佚，“证”者疏证，除前人诸说之可信从者外，其蕴于胸中者亦并录之，又杂采甲骨金文及出土文物为证。然荀勖、和峤本与束晳本之同异，今本辑成之时代等，尚略有所见，有暇当成《竹书纪年考》，以补此书之不逮。此稿之成，多得王君之助，而渠与徐、蒋二君昔年所录之部分资料，亦间有取资，得免检索之劳，至顾廷龙先生所篆封面，则贻我于百忙之北京客中。广赖众力，得成此编，仅借空言，普铭高谊云而。犹有杂例，并缀于后：
（一）本书自古类书、古注等辑录所引古本《竹书纪年》佚文，断于北宋前期，以《资治通鉴外纪》为殿，除极其个别者外，后此所引概不入辑。
（二）前此辑古本者凡三家：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范祥雍《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简称此三家为《存真》、《辑校》、《订补》。
（三）三家辑校所据之书，或仅据一本，今则参校他本。如《存真》、《辑校》以限于当时条件，所据《水经注》仅为戴震校本，不知戴校常据今本《纪年》以改原书所引古本。今以影永乐大典本为主，并采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杨守敬、熊会贞之说，以正《存真》、《辑校》系年及引文之误。又如《太平御览》，三家所据或仅为清鲍崇城刻本，今据影宋蜀刻本及鲍本参校。例《御览》卷八九○所引，鲍本作“杜林”，《订补》据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之说，谓当作“杜林”，而影宋本正作“杜林”，本不误。再如《存真》、《辑校》所据《史记》三家注，以殿本、金陵书局本为主，仅《订补》间据日人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今据影宋黄善夫本、影宋浙刻集解本、汲古阁刻单行本索隐、清殿本、金陵书局本，以及《会注考证》与日人水泽利忠《史记会注考证校补》。《校补》广校众本及日本所藏诸古写本，取资尤多。
（四）三家所辑多据诸书引文，以文义并为一条，且间有改易。今从观古堂辑佚书之例，直钞原书，各条归各条，独立户头，不相合并。庶可见各书所引之原貌，于异同之中尚可略寻荀、和本及束晳本之痕迹，所引书名亦冠于前。复选其一以至二、三为主条。主条指较为完整者，不按时代先后，非主条则按照时代先后排列。
（五）三家所辑起于五帝，盖据《史记·魏世家》集解所引和峤之说。然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云：“《纪年》 篇起自夏、殷、周。”杜氏所见自为荀、和本，是荀、和二人初次整理之本亦起自三代，与束晳重定之本同。《集解》所引和峤之说，乃系“荀勖曰”之语，此一段文字即《纪年叙录》。则所谓和峤云起自五帝之语，为和氏一人之见，故荀勖《叙录》特表出之。而荀、和本，如杜预所见，仍起自三代。朱右曾云：“岂编年纪事始于夏禹，而五帝之事，别为一编乎？”虽无确证，所测尚于事理颇合。今从此说，以关于五帝之佚文，作为本书夏殷周纪之附录。
（六）古类书、古注等所引古本《纪年》，于年世无可比附者，今辑为本书附录一。
（七）三家所辑之佚文，以及未为三家所辑，皆有疑问不入正文者，今辑为本书附录二。
（八）南宋人所引《纪年》佚文较多，三家皆入辑者，为罗泌、罗苹父子之《路史》一书，朱右曾谓罗氏父子未见《纪年》原本，其说可从，今辑为本书附录三，并据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之例，为《〈路史〉所引〈纪年〉辑证》。
（九）今本《纪年》虽为后人所辑，尚可供参考，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综合清人治今本者之成绩，今标点校正，一并收入。
（十）所辑各条，其原书名与原文不相接者，如《水经·河水注》引“《纪年》又云”者凡两条，一在晋武公七年，一在八年，第一条今作“《纪年》又云：晋武公七年”云云，第二条作“（《纪年》又云）：（晋武公）八年”云云，加（）号以资区别。引文中有讹、舛、误、脱者，亦用（）号以示讹、衍，[]号则示改正之字或脱文，其据各本参校径改者不属此例。
方诗铭
一九七九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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