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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54卷 卷五十四 水心學案（上）
水心學案上 （黃宗羲原本 黃百家纂輯 全祖望補定）
水心學案表
葉適 陳耆卿 吳子良 舒嶽祥 戴表元（別見《深寧學案》。）
（鄭氏門人。） 林處恭
（徐氏再傳。） 劉莊孫
（安定四傳。） 車若水（別見《南湖學案》。）
王象祖
王汶
丁希亮
方來
周南
孫之宏 （從孫）嶸叟
林居安
趙汝鐸
王植
滕宬
孟猷
孟導
邵持正
陳昂
（祖堯英。）
趙汝
夏庭簡
王大受
鄧傳之
（附師曾丰。）
宋駒
王度
厲仲方
戴栩
孔元忠
（父道。）
袁聘儒
趙汝談（別見《滄州諸儒學案》。）
葉紹翁
毛當時
張垓
周端朝（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陳埴（別為《木鐘學案》。）
陳韡
戴許
蔡仍
吳子良（見下《篔門人》。）
陳亮（別為《龍川學案》。）
劉愚 余嶸
項安世
陳景思（並見《晦翁學案》。）
尤
王綽
（並水心學侶）薛蒙
戴許（見上《水心門人》。）
蔡仍（見上《水心門人》。）
王汶（見上《水心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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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心學案序錄
祖望謹案：水心較止齋又稍晚出，其學始同而終異。永嘉功利之說，至水心始一洗之。然水心天資高，放言砭古人多過情，其自曾子、子思而下皆不免，不僅如象山之詆伊川也。要亦有卓然不經人道者，未可以方隅之見棄之。乾、淳諸老既歿，學術之會，總為朱，陸二派，而水心齗齗其閒，遂稱鼎足。然水心工文，故弟子多流于辭章。述《水心學案》。（梓材案：是卷原本併入《永嘉學案》，自謝山別為《水心學案》。）
◆鄭氏門人（季節再傳。）
忠定葉水心先生適
葉適，字正則，永嘉人。擢淳熙五年進士第二，授平江節度推官。召為太學正。由秘書郎出知蘄州。入為尚書左選郎官。贊趙忠定定內禪，遷國子司業。力求補外。趙公貶，先生亦降兩官，奉祠。起為湖南轉運判官，知泉州。召入權兵部侍郎，丁憂。服除，權工部侍郎。以用兵除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兵罷，奪職。奉祠凡十三年而卒，年七十四，諡忠定。（梓材案：以上係梨洲原本，以下則謝山所補也，今合為一傳。）
開禧用兵之說起，以人望召入朝。先生當淳熙時，屢以大仇未復為言，至是謂韓侂冑曰：「是未可易言也。請先擇瀕淮沿漢數十州郡，牢作家計。州以萬家為率，國家大捐緡錢二千萬，為之立廬舍，具牛種，置器仗，耕織之外，課習戰射。計一州有二萬人勝兵，三數年閒，家計完實，事藝精熟，二十萬人，聲勢聯合，心力齊同，敵雖百萬，不敢輕撓。如其送死，則長弓勁矢，倚塹以待。當是時，我不渝約，挑彼先動，因其際會，河南可復。既復之後，于已得之地，更作一重。氣壯志彊，實力足恃，雖無大戰，敵自消縮，況謀因力運，雖大戰亦無難。此所謂先為不可勝以待可勝者也。」侂冑意方銳，不聽。先生上劄子曰：「我朝係積弱之後。宣和之際，以關、陜驍悍之卒，疑若可以分女真之功，而卒不能。自是以來，京城陷，中原失，渡江航海，莫有能與抗者。其後有大儀、順昌、柘皋之捷，始得定和。完顏亮自殞，始得以敵國並立，則紹興、隆興之際，疑若可盡用其力，以報女真之仇，而卒不敢。今欲改弱為彊，作東南幸安之氣，為問罪驟興之舉，此至大至重事也，誠宜深謀熟慮，百前而不慴，不宜一卻而不收，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或謂敵已衰弱，有天變，有外患，怵輕勇試進之計，用麤武直上之策，姑開先釁，不懼後艱，求宣和之所不能，為紹興、隆興之所不敢，此至險至危事也。願陛下先定其論。論定而後修實政，行實德，變弱為彊，誠無艱者。所謂『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以修實政』者：：臣伏渡江之後，非不欲固守兩淮、襄、漢，而敵人衝突無常，勢不暇及。既議和，則收兵撤戍，有定約，又不敢謀，故淮、漢千餘里，常蕩然不自保。今雖分兵就邊，稍圖外向，然我既能往，彼必能來。是時淮、漢守備不全，倉猝不過移治，而專倚大軍迎敵，勝負不可知。要必扼江後止，如此則往者未足以係西此之望，而來者已足以搖東南之心，萬一搖動，將何賴焉！故臣欲經營瀕淮沿漢諸郡，各做家計，牢實自守，敵雖擁眾而至，阻于堅城，披此策應，首尾相接，藩牆禦捍，堂奧不動，然後進取之計可言，此所謂實政之一也。四處御前大兵，國家倚以為命，歲費緡錢數千
萬，米斛數百萬，東南事力盡矣！譬如亭子，所賴四楹，一楹有闕，累及三陲，無獨全者。其閒統副將校，人馬器甲，營伍隊陳，進戰退守，必未能一一皆是。若所委付果得人，尤宜曉夕用心，事事理會，若其人未當，則利害甚多，伏惟陛下審之重之。此兵幾三十萬，未望一可當十，十可當百，但一人真有一人之用，淮、漢能守，此兵能戰，數年之內，制敵有餘，此實政之二也。圖此大事，莫先人材。陛下比年首以大事倡率，而在廷之臣，和者極寡，此未必皆怯懦，首鼠不可任責也，積安之久，素所不習，耳聞目見，茫然生疏。然天子亦非無知意才力願得自效者。若淮、漢千里，果能固守，四處大軍，果能精練，四方之才，使之觀事揆策，自能習熟，易脆腐而為堅彊，勁敵在前，行者思奮，此實政之三也。至于號令賞罰，黜虛崇實，條目甚煩，然總是三者，則其餘可次第舉矣。所謂『行實德』者：臣竊觀仁宗、英宗號極盛之世，而不能得志于西北二敵，蓋以增兵既多，經費困乏，寧自屈己，不敢病民也。王安石大挈利柄，封椿之錢，所在充滿，紹聖、元符閒，拓地進築，而斂不及民，熙寧舊人，矜伐其美。然陳瓘譏切，曾布以為轉天下之積，耗之西邊，邦本自此撥矣。于是蔡京變茶鹽法，括商賈所得千百萬，內窮奢侈，外熾兵革，宣和之後，方臘甫平，理傷殘之地，則七邑始立，燕、雲乍復，急新邊之用，而免夫又興。自是以來，羽檄交警，增取東南之賦，遂至八千萬緡。多財本以富國，財既多而國愈貧，加賦本以就事，賦既加而事愈散，然則英主身濟非常之業，豈以財之多少為拘。近者詔書期于名實不欺，用度有紀，式寬民力，永底阜康，兩浙鹽丁，既盡免矣，而國用置司，偶當警飭武備之際，外人疑將復取，臣以為必不至是。參攷內外財賦所入，經費所出，一切會計而總覈之，理固當然，然國家之體，當先論其所入，所入或悖，足以殃民，則所出非經，蠹國審矣！今經總制月輪、青苗、折估等錢，雖稍已減損，猶患太重，和買、折帛之類，民閒至用一半以上輪納貪吏，展轉科折，民窮極矣！以此自保，尚無善後之計，況欲規恢，宜有大賚之澤！伏乞詔國用司詳議：何名之賦，害民最甚﹖何等橫費，裁節宜先﹖減所入，定所出，和氣融浹，小民自活，實政與實德交修，所以能累戰而不屈，必勝而無敗也。改弱以就彊，孰大于是﹖」蓋先生之意，在修邊而不急于開邊，整兵而不急于用兵，而其要尤在節用減賦，以寬民力。時以為迂緩，不用，但欲借先生之名以草詔，先生力辭。已而皇甫斌、李爽、郭倬之徒出淮、漢閒，俱大敗，或不戰潰。先生歎曰：「所謂用兵，乃如是乎！」于是乃出先生安集兩淮。先生上狀樞府，言「濠、盱、楚、廬、安、豐和揚七郡之民，凍餓疾疫而死，被敵驅掠而去，或散為盜賊者不論，其奔迸求活者，尚三十萬家，皇皇無所歸宿，無以處之，則地為棄地，而國誰與守！設今歲邊報復急，此三十萬家者，且盡喪其生。春秋、戰國之時，畫國而守，大為城邑，小為壁壘，百里之國，皆有邊面，南、北、六朝，人在戰地者，各有堡塢，得自為家，未有如本朝之混然一區，無有捍蔽者。一旦胡塵猝起，星飛雲散，莫能自保，生聚蕩然。故某昨于營度規恢之初，謂未須便動，且當于邊淮先募弓弩手，耕極邊三十里之地，西至襄、漢，東盡楚、泗，列屋而居，使邊面牢實，敵人不得踰越。今事已無及！長、淮之險，與彼共之，唯有因民之欲，令其依山阻水，自相保聚，用其豪傑，借其聲勢，縻以小職，濟其急難。春夏散耕，秋冬入保，大將憑城郭，諸使總號令，敵雖大入，扣城不下，攻壁不入，然後設伏以誘其進，縱兵以擾其歸。此謀果定，行之有成，何畏乎敵」。于是以先生兼江、淮制置，措置屯田。初，先生之至建康也，討論防江事宜，諸將各呈故事，曰葺治戰艦，曰布列岸兵，曰栽埋鹿角，曰釘設暗樁，曰開掘溝塹，皆數里而屯，計步而守。先生深憂之曰：「恐皆不足賴也。夫此數者易耳，其如人心已搖，敵兵一至，皆棄之走，誰與力拒！」已而復傳金人南下，淮民渡江億萬，所在震動。一日，有兩騎偽效金裝，躍馬江岸，皆相傳曰：「敵至矣！」渡舟斫纜離岸，櫓楫失措，爭濟者攀舟至覆溺。吏持文書至官，皆手顫不能出語。先生歎曰：「今竟何如！吾乃知建炎之徑渡，真非難事，而逆亮之不得濟而殞者，幸也。」乃用門下士滕宬計，捐重賞，募勇士，別渡江北，劫其營于石跋、定山，上下之閒，凡十數往返，俘馘踵至，士氣稍奮，人心稍安。金人乃解兵去，而舟師之在江中者，終無尺寸之功也。然渡江之兵，終苦無所駐足。先生相度形勢，謂「石跋足以蔽釆石，定山足以蔽靖安，瓜步足以蔽東陽，下蜀西護歷陽，東連儀真」，乃修其故塢，收聚居民，募兵共守。敵若窺江，則堡塢足制其後，舟師之在江中者，不至望風而走，雖登岸擊逐，亦有接應。若攻堡塢，則舟師之在江中者，以彊弩前救之。若舍堡塢而攻和、滁等城，則堡塢分出其前後以襲逐之。且曰：「此近江第一層耳。」由此而北，豪傑團結山水為寨者四十有七。此時官司之力，無緣周遍，事稍有緒，次第入保可矣。是役也，不用先生之言以取敗。事急而出先生以救之，然斫營劫寨之策，宣司初不敢行，先生為備陳南人唯長于此技，且援北魏太武之言以證之，彊而後可。宣司猶深憂以為生事，先生笑曰：「敵實不能戰也﹖所以勝我，由于此閒之自為瓦解耳！」及行之，而金人卒以此去。時中朝方急于求和，先生以為不必，但請力修堡塢以自固，乃徐為進取之漸。而韓侂冑死，朝事又一變。許及之、雷孝友本韓黨也，至是畏罪，乃反劾先生附會侂冑起兵端，并以此追削辛棄疾諸人官，而先生前此封事，具在廟堂，竟莫能明其本末，蓋大臣亦藉此以去君子。先生杜門家居，絕不自辯也，嘗歎息曰：「女真崛起暴彊，據吾太平之土壤，已五六十年矣！使其復為，天祚盛極將亡，他人必出而有之，不可畏哉！」蓋其先見如此。（修。雲濠案：謝山《學案劄記》：「先生著有《習學記言》五十卷，《水心文集》二十八卷，《拾遺》一卷，《別集》十六卷，《制科進卷》九卷，《外稟》六卷，《荀楊問答》。」）
祖望謹案：許及之、雷孝友之劾先生也，當時無以為然者。自方始據之以詆先生，其意特以先生論學有所異同于朱子，遂拾小人之說以毀之。《宋史》亦不復白其誣。予續修《學案》，始別為立傳，而特詳具其事跡以明之。
總述講學大旨（因苑育序《正蒙》，遂述此篇。）道始于堯，「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
《易傳》雖有包犧、神農、黃帝在堯之前，而《書》不載，稱「若稽古帝堯」而已。
「命義和，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呂刑》「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左氏載尤詳。堯敬天至矣！歷而象之，使人事與天行不差。若夫以術下神，而欲窮天道之所難知，則不許也。
次舜，「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在濬璣玉衡，以齊七政」。
舜之知天，不過以器求之。日月五星齊，則天道合矣。其微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人心至可見，執中至易知，至易行，不言性命。子思贊舜，始有大知執兩端用中之論。孟子尤多，皆推稱所及，非本文也。
次禹，「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洪範》者，武王問以天，箕子亦對以天，故曰「不畀鯀《洪範》九疇」，「乃錫禹《洪範》九疇」。明水有逆順也。孔子因箕子、周公之言，故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歎治有興廢也。前世以為龍馬負《圖》，自天而降，《洛書》九疇，亦自然之文，其說怪誣，甚至有先天後天之說，今不取。
次陶，訓人德以補天德，觀天道以開人治，能教天下之多材，自陶始。
禹以才難得、人難知為憂，陶言「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卿大夫諸侯皆有可任，「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以人代天，典禮賞罰，本諸天意，禹相與共行之，夏、商、周一遵之。
次湯，「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其言性蓋如此。
次伊尹，言：「德惟一。」又曰：「始終惟一。」又曰：「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湯自言：「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眾請命。」伊尹自言：「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故以伊尹次之。
嗚呼！堯、舜。禹、陶、湯、伊尹于道德性命、天人之交，君臣民庶均有之矣。
祖望謹案：學統似不應遺傅說。
次文王，「肆戎疾不殄，烈假不遐。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備道盡理如此。豈特文王為然哉！固所以成天下之材，而使皆有以充乎性，全乎命也。
案：《中庸》言：「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夫鳥至于高，魚趨于深，言文王作人之功也。「德輶如毛」，舉輕以明重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言天不可即，而文王可象也。古人患夫道德之難知而難求也，故自「允恭克讓」，以至「主善協一」，皆盡己而無所察于物也，皆有倫而非無聲臭也。今顛倒文義，指其至妙以示人。後世冥惑于性命之理，蓋自是始，不可謂文王之道固然也。
次周公，治教並行，禮刑兼舉，百官眾有司雖名物卑瑣，而道德義理皆具。自堯、舜以來，聖賢繼作，措于事物，其該括演暢，皆不得如周公，不惟周公，而召公與焉，遂成一代之治，道統歷然如貫聯不可違越。
次孔子，周道既壞，上世所存皆放失。諸子辯士，人各為家。孔子蒐補遺文墜典，《詩》、《書》、《禮》、《樂》、《春秋》有述無作，惟《易》著《彖》、《象》。
舊傳刪《詩》、定《書》、作《春秋》，予考詳，始明其不然。
然後唐、虞、三代之道賴以有傳。
案：《論語》「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而考孔子言仁多于他語，豈有不獲聞者，故以為罕邪﹖
孔子歿，或言傳之曾子。曾子傳子思。子思傳孟子。
案：孔子自言「德行顏淵」而下十人無曾子，曰：「參也魯。」若孔子晚歲，獨進曾子，或曾子于孔子歿後，德加尊，行加修，獨任孔子之道，然無明據。又案：曾子之學，以身為本，容色辭氣之外 ，不暇問，于大道多遺略，未可謂至。又案：孔子嘗言「中庸之德民鮮能」，而子思作《中庸》。若以為遺言，則顏、閔猶無是告，而獨閟其家，非是。若所自作，則高者極高，深者極深，非上世所傳也。然則言孔子傳曾子，曾子傳子思，必有謬誤。
孟子亟稱堯、舜、禹、湯、伊尹、文王、周公，所願則孔子，聖賢統紀，既得之矣。養氣知言，外明內實，文獻禮樂，各審所從矣。夫謂之傳者，豈必曰授之親而受之的哉！世以孟子傳孔子，殆或庶幾，然開德廣，語治驟，處己過，涉世疏。學者趨新逐奇，忽亡本統，使道不完而有。
案：孟子言性言命，言仁言天，皆古人所未及，故曰「開德廣」。齊、滕大小異，而言行王道皆若建瓴，故曰「語治驟」。自謂「庶人不見諸侯」，然以彭更言考之，後車從者之盛，故曰：「處己過」。孔子亦與梁丘據語，孟子不與王驩言，故曰「涉世疏」。學者不足以知其統，而襲其，則以道為新說奇論矣。
自是而往，爭言千載絕學矣！《易》不知何人所作，雖曰伏羲畫卦，文王重之。案周太卜掌《三易》，經卦皆八，別皆六十四，則畫非伏羲，重非文王也。又周有司以先君所為書為筮占，而文王自言「王用享于岐山」乎﹖亦非也。有《易》以來，筮之辭義不勝多矣。《周易》者，知道者所為，而有司所用也，孔子為之著《彖》、《象》，蓋惜其為他異說所亂，故約之中正，以明卦、爻之指，黜異說之妄，以示道德之歸。其餘《文言》、《上下繫》、《說卦》諸篇，所著之人，或在孔子之前，或在孔子後，或與孔子同時，習《易》者，彙為一書，後世不深考，以為皆孔子作，故《彖》、《象》揜鬱未振，而《十翼》講誦獨多。魏、晉而後，遂與老、莊並行，號為孔、老。佛學後出，其變為禪。喜其說者，以為與孔子不異，亦援《十翼》以自況，故又號為儒、釋。本朝承平時，禪說尤熾。豪傑之士，有欲修明吾說以勝之者，而周、張，二程出焉，自謂出入于老、佛甚久，已而曰「吾道固有之矣」。故無極太極，動靜男女，太和參兩，形氣聚散，絪縕感通，有直內，無方外，不足以入堯、舜之道，皆本于《十翼》，以為此吾所有之道，非彼之道也。及其啟教後學，于子思、孟子之新說奇論，皆特發明之，大抵欲抑浮屠之鋒銳，而示吾所有之道若此。然不悟《十翼》非孔子作，則道之本統尚晦，不知夷、狄之學，本與中國異。
案：佛在西南數萬里外，未嘗以其學求勝于中國。其俗無君臣父子，安得以人倫義理責之。特中國好異者，折而從彼，蓋禁令不立而然。聖賢在上，猶反手，惡在校是非，角勝負哉！
而徒以新說奇論闢之，則子思、孟子之失遂彰。范育序《正蒙》，謂「此書以《六經》所未載，聖人所不言者，與浮屠、老子辯，豈非以病為藥，而與寇盜設郛郭，助之捍禦乎」﹖嗚呼！道果止于孟子而遂絕邪﹖其果至是而復傳邪﹖孔子曰：「學而時習之」，然則不習而已矣！
案：浮屠書言識心，非曰識此心；言見性，非曰見此性；其滅，非斷滅；其覺，非覺知；其所謂道，固非吾所有，而吾所謂道，亦非彼所知也。予每患自昔儒者與浮屠辯，不越此四端，不合之以自同，則離之以自異，然不知其所謂而彊言之，則其失愈大，其害愈深矣。予欲析言，則其詞類浮屠，故略發之而已。昔列禦寇自言「忘其身而能御風」，又言「至誠者，入火不燔，入水不溺」。以是為道，大妄矣。若浮屠之妄，則又何止此。其言「天地之表，六合之外，無際無極，皆其身所親歷，足所親履，目習見而耳習聞也」。以為世外壞特廣博之論，置之可矣。今儒者乃援引《大傳》「天地絪縕」，「通晝夜之道而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思「誠之不可揜」；孟子「大而化」，「聖而不可知」，而曰「吾所有之道，蓋若是也」。譽之者以自同，毀之者以自異。嘻，末矣！（以上謝山補。）
水心習學記言
舜言精一而不詳，伊尹言一德詳矣。至孔子于道及學，始皆言「一以貫之」。夫行之于身，必待施之于人，措之于治，是一將有時而隱。孔子不必待其人與治也。道者，自古以為微眇難見。學者，自古以為纖悉難統。今得其所謂一，貫通上下，萬變逢原，故不必其人之可化，不必其治之有立，雖極亂大壞絕滅蠹朽之餘，而道固常存，學固常明，不以身歿而遂隱也。然予嘗疑孔子既以一貫語曾子，直唯而止，無所問質，若素知之者，以其告孟敬子者考之，乃有粗細之異，貴賤之別，未知于一貫之理果合否﹖曾子又自轉為忠恕。忠以盡己，恕以盡人，雖曰內外合一，而自古聖人經緯天地之妙用，固不止于是。疑此語未經孔子是正，恐亦不可便以為準也。子貢雖分截文章性命，自絕于其大者而不敢近，孔子丁寧告之，使決知此道雖未嘗離學，而不在于學，其所以識之者，一以貫之而已。是曾子之易聽，反不若子貢之難曉。至于近世之學，但夸大曾子一貫之說，而子貢之所聞者，殆置而不言。此又予之所不能測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近世以曾子為親傳孔子之道，死復傳之于人，在此一章。案曾子末後，語不及正于孔子。以為曾子自傳其所得之道則可，以為得孔子之道而傳之則不可。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傳皆一道。孔子以教其徒，而所受各不同。以為雖不同，而皆受之孔子則可，以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以一者，而曾子獨受而傳之人，大不可也。孔子嘗告曾子「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既唯之，而自以為忠恕。案孔子告顏子「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蓋己不必是，人不必非，克己以盡物可也。若「動容貌而遠暴慢，正顏色而近信，出辭氣而遠鄙倍」，則專以己為是，以人為非，而克與未克，歸與不歸，皆不可知，但以己形物而已。且其言謂「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而「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尊其所貴，忽其所賤，又與一貫之指不合，故曰「非得孔子之道而傳之」也。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以一者，非特以身傳也，存之于書，所以考其德，得之于言，所以知其心，故孔子稱「天之未喪斯文」為己之責，獨顏淵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餘無見焉。夫託孤寄命，雖曰必全其節，任重道遠，可惜止于其身。然則繼周之損益為難知，《六藝》之統紀為難識，故曰非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以一者受而傳之也。傳之有無，道之大事也。世以曾子為能傳，而予以為不能，予豈與曾子辯哉！不本諸古人之源流，而以淺心狹志自為窺測者，學者之患也。
案：《洪範》，耳目之官不思，而為聰明。自外入以成其內也，「思曰睿」。自內出以成其外也，故聰入作哲，明入作謀，睿出作聖。貌言亦自內出而成于外。古人未有不內外交相成而至于聖賢，故堯、舜皆備諸德，而以聰明為首。孔子告顏淵「非禮勿視，非禮勿聽」，學者事也，然亦不言思，故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又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又物之是非邪正，終非有定，《詩》云：「有物有則。」子思稱「不誠無物」，而孟子亦自言「萬物皆備于我矣」。夫古人之耳目，安得不官而蔽于物﹖而思有是非邪正，心有人危道微，後人安能常官而得之！舍四從一，是謂不知天之所與，而非天之與此而禁彼也。蓋以心為官，出孔子之後，以性為善，自孟子始。然後學者盡廢古人之條目，而專以心為宗主，致虛意多，實力少，測知廣，凝聚狹，而堯、舜以來，內外相成之道廢矣！
皇極言淫朋比德，則民有罪焉。下無好德，而上之福則不錫焉。王義王路，以我為正，而民之情不敢自任焉。蓋待于民者已狹，而出于君者，民已不可忤矣，猶曰未至于虐而已。然則夏、商之季，俗壞民薄，而堯、舜、禹、湯之道已不可復反乎﹖陶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箕子之言，無乃異是與﹖蓋亦有不得已者與﹖然則成、康之後，遂為雜霸，不復古人之萬一者，其兆見矣。九疇于古無見也，禹稱九功，或者幾近之。
儒者爭言古稅法必出于十一，又有貢、助、徹之異，而其實不過十一。夫以司徒教養其民，起居飲食，待官而具，吉凶生死，無不與偕，則取之雖或不止于十一，固非為過也。後世芻狗百姓，不教不養，貧富憂樂，茫然不知，直因其自有而遂取之，則就能止于十一，而已不勝其過矣，亦豈得為中正哉﹖況合天下以奉一君，地大稅廣，止無前代封建之煩，下無近世養兵之眾，則雖二十而一可也，三十而一可也，豈得以孟子貉道之言為斷邪！
《曲禮》中三百餘條，人情物理，的然不違。餘篇如此要切言語，可併集為上下篇，使初學者由之而入。豈惟初入，固當終身守而不畔。蓋一言行，則有一事之益，如鑑像，不得相離也。古人治儀，因儀以知事。曾子所謂籩豆之事，今《儀禮》所遺與《周官》戴氏雜記者是也。然孔子教顏淵「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蓋必欲此身常行于度數折旋之中。而曾子告孟敬子，乃以為所貴者「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三事而已，是則度數折旋皆可忽略而不省，有司徒具其文，而禮因以廢矣。故予以為，一貫之語，雖唯而不悟也。今世度數折旋既已無復可考，則曾子之告孟敬子者，宜若可以遵用，然必有致于中，有格于外，使人情事理不相踰越，而後其道庶幾可存。若他無所用力，而惟三者之求，則厚者以株守為固，而薄者以捷出為偽矣。
案：經傳諸書，往往因事該理，多前後斷絕，或彼此不相顧，而《大學》自心意及身，發明功用，至于國家天下，貫穿通徹，本末全具，故程氏指為學者趨詣簡捷之地。近世講習尤詳，其閒極有當論者。《堯典》「克明峻德」，而此篇以為自明其德。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條目，略皆依倣而云也。然此篇以致知格物為《大學》之要，在誠意正心之先，最合審辨。《樂記》言「知誘于外」、「好惡無節于內」、「物至而人化」，知與物皆天理之害也。予固以為非。此篇言誠意必先致知，則知者心意之師，非害也。若是則物宜何從﹖以為物欲而害道，宜格而絕之邪﹖以為物備而助道，宜格而通之邪﹖然則物之是非固未可定，而雖為《大學》之書者亦不能明也。程氏言：「格物者，窮理也。」案：此篇心未正當正，意未誠當誠，知未至當致，而君臣父子之道，各有所止，是亦入德之門耳，未至于能窮理也。若窮盡物理，矩矱不踰，天下國家之道，已自無復遺蘊，安得意未誠、心未正、知未至者而先能之！《詩》曰：「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疑程氏亦非也。若以為未能窮理，而求窮理，則未正之心，未誠之意，未致之知，安能求之！又非也。然所以若是者，正謂為《大學》之書者，自不能明，故疑誤後學爾。以此知趨詣簡捷之地，未易求而徒易惑也。案：舜「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孔子非禮勿視、聽、言、動，皆不論有物無物。「喜怒哀樂之未發」，非無物；「發而皆中節」，非有物。三章真學者趨詣簡捷之地也，其他未有繼者。今欲以《大學》之語繼之，當由致知為始，更不論知以上有物無物，物為是，物為非，格為絕，格為通也。若是則所知靈悟，心意端一，雖未至于趨詣簡捷之地，而身與家國天下之理貫穿通徹，比于諸書之言，先後斷絕，彼此不相顧者，功用之相去遠矣。坐一物字，或絕或通，自知不審，意迷心誤，而身與家國天下之理窒滯而不閎，方為學者之患，非予所敢從也。（以上梨洲原本。）
百家謹案：「格物」不言「先」而言「在」，則《大學》頭腦，原始「致知」，「格物」即「知止」之義，「知止」即求「至善」之地，故至「能慮」，而後「能得」也。
《乾》「以自彊不息」，《坤》「以厚德載物」，《屯》「以經綸」，《蒙》「以果行育德」，《需》「以飲食宴樂」，《訟》「以作事謀始」，《師》「以容民畜眾」，《小畜》「以懿文德」，《履》「以辨上下，定民志」，《否》「以儉德避難」，《同人》「以類族辨物」，《大有》「以遏惡揚善，」《謙》「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隨》「以嚮晦入宴」息，《蟲》「以振民育德」，《臨》「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疆」，《賁》「以明庶政，敢折獄」，《大畜》「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頤》「以慎言語，節飲食」，《大過》「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坎》「以常德行，習教事」，《咸》「以虛受人」，《恆》「以立不易方」，《遯》「以遠小人，不惡而嚴」，《大莊》「以非禮勿履」，《晉》「以自昭明德」，《明夷》「以泣眾用晦而明」，《家人》「以言有物而行有恆」，《睽》「以同而異」，《蹇》「以反身修德」，《解》「以赦過宥罪」，《損》「以懲忿窒慾」，《益》「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夬》「以施祿及下」，《萃》「以除戎器，戒不虞」，《升》「以順德，積小以高大」，《困》「以致命遂志」，《井》「以勞民勸相」，《革》「以治歷明時」，《鼎》「以正位凝命」，《震》「以恐懼修省」，《艮》「以思不出其位」，《漸》「以居賢德善俗」，《歸妹》「以永終知敝」，《豐》「以折獄致刑」，《旅》「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巽》「以申命行事」，《兌》「以朋友講習」，《節》「以制度數議德行」，《中孚》「以議獄緩死」，《小過》「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既濟》「以思患豫防」，《未濟》「以慎辨物居方」，皆因是象，用是德，修身應事，致治消患之正條目也。孔子與弟子分別君子小人甚詳，而正條目于《易》乃著明之，又當于其閒，擇其尤簡直切近者。
祖望謹案：水心所引五十四條，而曰先王、曰后、曰大人者，皆不豫焉。近世有求端、用力之說。夫力則當用，而端無事于他求也，求諸此，足矣！
祖望謹案：水心又曰：「顏、曾而下，訖于思、孟，所名義理，千端萬緒，然皆不若《易》象之示人簡而切確而易行。」
班固言「孔子為《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于《論語》無所見，然《彖》、《象》辭意勁厲，截然著明，正與孔氏者，妄也。
《大傳》依于神以夸其表，耀于文以逞其流，于《易》道出入而已。
自堯、舜至文、武，君臣相與造治成德，雖不為疏以致敗，亦無依密以成功者。君臣不密，此論雜霸戰國之事可也，去帝王遠矣。
祖望謹案：此論最是。
《易》以《彖》釋卦，皆即其畫之剛柔逆順往來之情，以明其吉凶得失之故，無所謂思為、寂然不動、不疾不行之說。予嘗患浮屠氏之學至中國，而中國之人皆以其意立言，非其學能與中國相亂，而中國之人實自亂之。今傳之言《易》如此，何以責夫異端！
「天一地二」一節，此言陰陽奇耦可也，以為五行生成，非也。其曰天生而地成，是又傳之所無，而學者以異說佐之。
孔子《彖辭》，無所謂太極者，不知傳何以稱之。自老聃為虛無之祖，然猶不敢放言，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而已。莊、列始妄為名字，不勝其多，故有太始、太素、茫昧、廣遠之說。傳《易》者將以本原聖人，扶立世教，而亦為太極以駭異後學，後學鼓而從之，失其會歸，而道日以離矣。
崇高莫大乎富貴，是以富貴為主。至權與道德並稱，《詩》、《書》何嘗有此義﹖從之則不足以成道德，而終至于滅道德。《比》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大有》曰：「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然則崇高富貴必如是而後可，不然，其敝至于秦、漢矣。
祖望謹案：車玉峰謂水心此言太過，予謂水心以富貴必由道德而成，其崇高亦自有義。
既謂包犧始作八卦，神農、堯、舜續而成之，又謂《易》興于中古，當殷之未世，其衰世之意，是不能必其時，皆以意言之。
《序卦》最淺鄙。
《書》自《典》、《謨》始，此古聖賢所擇，非孔氏加損，其閒《書序》，舊史所述，非孔子作。
《虞》、《夏》、《商書》之言德，必自厚而民服。箕子敘三德，乃視世厚薄，而稱吾德以乂之，非古人意也。古者戒人君自作福威玉食，必也克己以惠下，敬身以敦俗，況于人臣，尚安有作福威玉食者﹖箕子之言，得非商之末世，權彊陵上之俗已成，紂雖肆其暴，而威柄已失，故其言如此﹖然而武、周亦未嘗用也，秦、漢乃卒用之。
皇極雖多立善意以待其臣，然黨偏已扇，虛偽已張，廉恥已喪，欲救于末流甚難。非大刑弗治，非峻防必踰，君德日衰，臣節日壞，是時帝王之道，非降為刑名法衛不止，悲夫！
武王即以商封武庚，不私其地，德過于湯矣。武庚弗從而滅。周公無所寄之，然後以次分封，而同姓多焉。後世謂犬牙相制為磐石宗，若自守其天下者，非本旨也。
商之貴家舊族，終頑不率，周公方為之營洛，遷以自近而化誨之。召公又戒成王疾敬德，蓋與禹、益同意。不隨世變而遷，惟聖賢能之。
君薨，世子不言，委政冢宰，免喪而後即阼，古人之達禮也。成王當彌留之際，被冕憑几，以其子託諸臣，召公及群公渝恤致文而奉之康王，又使康王報誥之，何忽以位為重，而為是衰末之舉與﹖嗚呼！紂、武庚之時，變故煩矣。管、蔡流言，成王疑慮，道將喪矣。周、召恐懼，師保協心，卒能復成王于德。于是疾病矣，洮自力，大延群臣，還以周、召訓己者而訓之，是可為難矣。是故召、畢變禮，傳命于康，儀物粲然，四方風動，為斯道之所在也，位何足言哉！
「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成王知所以命君陳矣。然而人材日陋，世變日下，皆依勢倚法之類也。
成、康再世，皆以商民為畏，非畏其頑，畏吾不能化也。越三紀而後化，俟之以道，不以刑也。觀《畢命》而成、康之道備矣。
《詩》三百，皆史官先所釆定也，不因孔子而後刪。
詩不當以正、變分，要以歸于正。
《七月》之詩，以家計通國服，以民力為君奉，自後世言之，不過日用之麤事，非人紀之大倫也，而周公直以為王業，此論治道者所當深體也。《洪範》曰：「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無逸》曰：「先知稼穡之艱難。」古人未有不先知稼穡，而能君其民，以使協其居者。此詩乃《無逸》之義疏，協居之條目也。後世棄而不講，其講之者，亦自笑其迂淺而無用，乃以勢力威力為君道，以刑政末作為治體。漢之文、宣，唐之太宗，雖號賢君，其實去桀、紂尚無幾，可不懼哉！
祖望謹案：末句似已甚，然要異乎同甫矣。
厲王後，天下不復有號令。宣王詠歌，皆封建征伐、蒐狩宮室之事，其一時作起，觀聽赫然，固臣子所喜。至于恩深澤厚，本根有託，敬保元子，綢繆室居，則未可謂知文、武、成、康之意也。故不幸一傳而壞，讀《詩》者徒樂其辭，而不察其事，則治道失之遠矣。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言照物之遠，不在危地也，然而必也死生禍福，不入其心。自班固以明哲少史遷，而後世相傳，轉為自安之衛，殆于誣德矣。
孔子之先，非無達人，《六經》大義，源深流遠，取舍予奪，要有所承，使皆蕪廢訛雜，則仲尼將安取斯﹖今盡揜前聞，一歸孔氏，後世所以尊孔氏者，固已至矣，推孔子之所以承先聖者，則未為得也。當孔子時，魯、衛舊家，往往變壞，孔子于時，力足以正之，使復其舊而已，非謂盡取而紛更之也。後世賴孔子是正之力，得以垂于無窮，而謂凡孔子以前，皆其去取，蓋失之。故曰《詩》、《書》不因孔氏而後刪。
《周官》言道則兼藝，貴自國子弟，賤及民庶，皆教之。其言「儒以道得民」，「至德以為道本」，最為要切，而未嘗言其所以為道者。雖《書》自堯、舜時亦已言道，及孔子言道尤著明，然終不的言道是何物。豈古人所謂道者，上下皆通知之，但患所行不至邪﹖老本周史官，而其書盡遺萬事而特言道，凡其形貌眹兆，眇忽微妙，無不悉具。予疑非所著，或隱者之辭也。而易傳及子思、孟子亦爭言道，皆定為某物，故後世之于道，始有異說，而又益以莊、列、西方之學，愈乖離矣。今且當以《周禮》二言為證，庶學者無畔援之患，而不失古人之統。
祖望謹案：此永嘉以經制言學之大旨。
《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而《宗伯》「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是則民偽者，天之屬也，民情者，地之屬也。偽者，動作文為辭讓度數之辨也。情者，耳目口鼻四肢之節也。子產言「人生始化曰魄」，陽曰魂』」而儒者因謂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易傳》又謂「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故後世皆以魂知為陽，體魄為陰。然以《宗伯》之言考之，則魂知者固陰德也，體魄固陽德也。偽不可見，而能匿情，故為陰。情可見，而能滅偽，故為陽。禮樂兼防，而中和兼得，則性正而身安。此古人之微言篤論也。若後世之師者，教人抑情以徇偽，禮不能中，樂不能和，則性枉而身病矣。
祖望謹案：此節說得有病。
《檀弓》膚率于義禮，而謇縮于文辭。
孔子時，聖人之力，尚能合一以接唐、虞、夏、商之統，故所述皆四代之舊。至孟子時，所欲行于當世，，與孔子已稍異。不惟孟子，雖孔子復出，亦不得同矣。然則治後世之天下，而求無失于古人之意，蓋必有說，非區區陳所能干也。
以曾子問禮及《雜記》諸禮與《儀禮》考之，益知其所謂「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者，蓋曾子之所厭而不講也。雖然，籩豆，數也，數所以出義也。古稱孔子與其徒未嘗不習禮，雖逆旅苃舍不忘，是時禮文猶班班然行于上下，智者將棄之矣。貫而為一，孔子之所守也。執精略麤，得末失本，皆其所懼也。
大小行人、司儀，所以親待諸侯邦國之禮，周衰，惟管仲知之，故其言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于諸侯，孔子謂管仲身不由禮，則禮不能行于天下，故謂之小器。孟子考之不詳，因亦并廢管仲。
諸侯之國，前代相因，周之特封者，齊、晉、魯、衛、陳、蔡、宋、鄭，皆自五百里以下，謂必百里者，妄說也。
祖望謹案：水心欲主張《周禮》以非孟子。
觀《經解》所言，當時讀書之人，其陋已如此，固難以責後人也。然自周、召既亡，大道釐析，《六藝》之文，惟孔子能盡得其意，使上世聖賢之統可合。自子思、孟子猶有所憾，則《經解》所言，亦其常情，但後學緣此墮處不少。
禮非玉帛所云，而終不可以難玉帛。樂非鐘鼓所云，而終不可以舍鐘鼓。《仲尼燕居》乃以几筵、升降、酌獻、酬酢不必謂之禮，而以言而履之為禮，以綴兆、羽籥、鐘鼓不必謂之樂，而以行而樂之為樂，是則離玉帛，舍鐘鼓，而寄之以禮樂之虛名，天下無復禮樂矣。
《書》稱「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即「天命之謂性」也。然可以言降衷，而不可以言天命。蓋物與人生于天地之閒，同謂之命，若降衷，則人固獨得之矣。降命而人獨受，則遺物，若與物同受命，則物何以不能率，而人能率之哉！《書》又稱「若有恆性」，即「率性之謂道」也。然可以言「若有恆性」，而不可以言率性。蓋已受其衷矣，故能得其當然者。若人而有恆，則可以為性。若止受于命，不可知其當然也，而以意之所謂當然者率之，則道離于性而非率也。《書》又稱「克綏厥猷惟后」，即「修道之謂教」也。然可以言綏，而不可以言修。蓋民若其恆性，而君能綏之，無加損焉爾。修則有所損益，而道非其真，則教者彊民以從己矣。
祖望謹案：水心于《中庸》首章極稱之，而不滿于此三句。慎獨為入德之方。
《書》稱「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道之統紀體用卓然，百聖所同，而《中庸》顯示開明，尤為精的。蓋于未發之際，能見其未發，則道心可以常存而不微。于將發之際，能使其發而皆中節，則人心可以常行而不危。不微不危，則中和之道致于我，而天地萬物之理遂于彼矣。自舜、禹、孔、顏相授最切，其後惟此言能繼之。
師之過，商之不及，皆知者、賢者也。其有過、不及者，質之偏，學之不能化也。若夫愚、不肖，則安取﹖道之不明與不行，豈愚、不肖致之哉！今將號于天下曰：「知者過，愚者不及，是以道不行。賢者過，不肖者不及，是以道不明。」然則欲道之行與明，必處知愚賢不肖之閒邪﹖任道者﹖賢知之責也。安其質而流于偏，故道廢，盡其性而歸于中，故道興，愚不肖何為哉！
祖望謹案：此說是。
飲食知味，自為一章，猶足以教世。若繫之此下，是以賢知愚不肖同為不知味者，害尤大矣。
漢人雖稱《中庸》子思所著，今以其書考之，疑不專出子思。
「素貧賤，行乎貧賤」，可也。「素富貴，行乎富貴」，不可也。「在下位不援上」，可也。「在上位」止于「不陵下」，未盡其義也。
「知致而意誠」者，不期誠而誠也。「意誠而心正」者，不期正而正也。
祖望謹案：此說亦未盡。蓋開截分段固非，而此說則太直。
所謂《大學》者，以其學而大成，異于《小學》，處可以修身，出可以治國平天下也。然其書開截箋解，彼此不相顧，而貫穿通徹之義終不明。學者又章分句晰，名為習《大學》，而實未離于《小學》，可惜也。
紀侯見滅，《公羊》以為百世可以復讎，妄也。就如其言，哀公雖紀侯所譖，而周所誅，是并讎周也，《春秋》又從而賢之乎！
管仲仗信秉禮，然以成其利心，于是諸生又別為陰謀之書，申、商、韓非之術並興。
琴張、宗魯事，知孔子所為明道教人，非止性分上工夫，惟顏、閔、二冉為所同。外此雖曾子知道，亦未能盡其義，子路之流不論也。
祖望謹案：未必盡然。琴張事正從性分來。
齊桓、管仲但為情Q欲Y不制，無正心誠意、修身齊家之功，喜怒用師，無不殄厥慍、不隕厥問之德，至于貪土地、自封殖、行詐謀、逞威虐如晉文者，蓋皆無之，宜孔子以為「正而不譎」，「如其仁」也。
驩兜等雖姦慝害政，然其不肖，何至如季文子所言，乃污堯躬，居大位，而不能去，蓋傳習之誤。
「投袂而起，屨及于窒皇，劍及于寢門之外，車及于蒲胥之市」，遂圍宋，古今未有此比。是其國無一日不在兵，其兵無一日不可出也，民之窮于戰■可知矣，然不亡而卒以霸。蓋自是以後，世道當別論，前志不復可接續也。
「喜怒以類者鮮」，庶幾哉！不遷怒之學矣。
分謗，後世所稱以為美，然以偽為德，世道愈失。
「赤舄几几」，聖人之道也。臨深履薄，賢者之事也。
穆姜所稱四德，古人說《易》有此論，其義狹，不足以當《乾》，孔子推明其義，乃《乾》德也。
尹公佗事，考之《左傳》，知有友而不知有君。戰國所為仁義多如此，孟子不暇辨也。
子罕抶築者，不受德，與卻克分謗，意同義異。蓋自君言之，則當先君後民；自民言之，則當先公後私，理各有所正也。
世祿不在不朽之數，然古亦未有無功德而世其祿者，學者要當德義為無挾而存耳。
晏子不亡，不死，不歸，不從崔、慶歃，從容去就之際，然要為有走作處，而亦不足以則折亂臣賊子之姦心。
蘧伯玉「不聞君出，敢聞其入」二語，古人于事變之際少干涉，不惟功名之心薄，誠恐雅道自此而壞，後世則不然。
子產相鄭，若止是施政子民，亦非難事。大要國體不立，如既壞之室，扶東補西，欲加修治，使之完美自立，固非舊之可因，亦非新之可革，裁量張弛，不用一法，其曲折甚難，故有思始成終如農有畔之論。
鄭作丘賦，當由人多于地。若無故重斂，亦子產所不為也。然君子以變古為難，須更有商量，子產未免矜才，一向做下。
鄭鑄刑書，子產于扶補傾壞之中，必欲翦裁比次，自令新美。做到變古處，先王之政，遂不可復。治道固不能不與時遷移，然亦有清靜寧民，可以坐消四國之患，使古意自存者，而為是紛紛，此老所以有感于周之末造，且欲并廢其初也。
以晏子答齊侯問疾及梁丘據和、同二義考之，古人聽言者，要是自己切近處，易有所覺，故進言者苟有動悟，則于政事反之不難。後世人主，本身去義理甚遠，人臣止能就事開說，至其身過，則不復敢嚮邇，就使于事有所正，而其效固已薄矣。晏子所陳，猶是援證始末，孔子但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簡淡無執捉處，景公便深省解，然則非獨晏子能言之功也。蓋春秋以前，據君位利勢者，與戰國、秦、漢以後不同，君臣之閒，差不甚遠，無隆尊絕卑之異，其身之喜怒哀樂，尚可反求故也。不然，則孟子非不教人以格君心之非，後世用之，其驗殊少，反被迂拙之誚，曾不如就事開說者，猶能得其一二也。嗚呼！君德不同若此，欲盡為臣之義，豈易言哉。
成鱄說《文王》詩與馬、鄭何遠！所謂經生陋儒，非獨秦火後有之也。
吳「始用子胥之謀」。孟子謂「服上刑」者，此之類也。
夫差虛內事外，輕用民力，亡形已成。子胥不知救正其本，而急于滅越以求霸。使越可滅，不二十年，要亦不免于亡。
宣王不藉千畝而料民，戰國之風氣已開。吉甫、方、召之徒，自相歌誦，得非新進驟起，以旦夕成功，舊人前輩所不與邪﹖故太子晉以與幽、厲同稱，學者所當知。
《齊語》載管仲相齊，細考多不合。
四民未有不以世，至于烝進髦士，則古人蓋曰無類，雖工商不敢絕也。
「諸侯之為，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晉人所言《春秋》也。「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懼其心」，楚人所言《春秋》也。然則晉《乘》、楚《檮杌》，當時戰國妄立名字。
古之人君，不能從諫，其諫者，不加怒也。
祖望謹案：洩冶則以此死，亦未必盡然。水心特以之勉後之君耳。
左史倚相舉衛武公語，當是時，未有生老病死入士大夫之心，不以聰明寄之佛、老，為善者有全力，故多成材。凡人莊不自定，老而自逸，是末世人材也。
孟子曰：「仁則榮。」又曰：「仁者宜在高位。」高、榮，仁之報也，而不能必高與榮。必高，是不可下也；必榮，是不可枯也。是以利誘人使為仁也，仁始病矣！
祖望謹案：孟子特以誘人為仁，然水心論卻極正。
《國語》非左氏所為。
志學至「從心所為」限節者，非所以為進德之序，疑非孔子之言。由後世言之，祖習訓故，淺陋相承者，學而不思之類也；穿穴性命，空虛自喜者，思而不學之類也。士不越此二途。
體孔子之言仁，要須有用力處。「克己復禮」，「為仁由己」，其具體也。「出門如賓，使民如祭」，其操術也。「欲立立人，欲達達人」，又術之降殺者。常以此用力，而一息一食無不在仁，庶可矣。
「見其過而內自訟」，足以入德矣。人能見其善而內自譽耳。
「不遷怒，不貳過」，以是為顏子之所獨能，而凡孔氏之門，皆輕慍頻復之流與﹖是孔子誣天下以無人也。蓋置身于喜怒是非之外者，始可以言好學，而一世之人，常區區乎求免于喜怒是非之內而不獲，如搰泥而揚其波也。嗚呼！必若是則惟顏子耳。
天下之事變雖無窮，天下之義理固有止，故後世患不能述而無所為作也。信而好古，所以能述也。今之學者，不述乎孔子而述其所述，不信乎孔子而信其所信，則道終以不明。
徙義猶遷怒也，義則必徙以就之，怒則不遷以就之，其機一也。儒者不考于德而徇于學，則以其學為道之病。
言勇至「不懼」而止。子路之勇，可以言無懼矣。然必兼仁與知，故「臨事而懼，好謀而成」，雖伊、呂不能易。不然，則以獨勇為子路之不得其死矣。
疏水曲肱、浮雲富貴之說，《詩》、《書》所未有，蓋是時道德在上而不在下也。
祖望謹案：《書》則無之，《詩》則已有之矣。
百聖之歸，非心之同者不能會。眾言之長，非知之至者不能識。故孔子教人以多聞多見而識之，又著于《大畜》之《象》。
禮教至周而大備。道盛仁熟之士，周已揖讓周旋其中；初德偏善，亦皆有所依據，外不失人，內不失己。故孔子深惜禮之廢，而欲其復行也。恭慎勇直，得于天者非不美，然有禮則以其質成，無禮則以其質壞。人非下愚，未有無可成之質，使皆一于禮，則病盡而材全。
「克復為仁」，舉全體以告顏淵也，孔子未嘗以全體示人，非吝之也，未有能受之者也。顏淵曷為能受之﹖能問其目故也。全體因目而後明。
世謂孔子語曾子「一貫」，曾子唯之，不復重問，以為心悟神領，不在口耳。豈有是哉！「一貫」之指，因子貢而麤明，因曾子而大迷。
孟子出而說齊、梁之君，幾得政于齊。問答十數章，大抵逆來順往，無問其所從，必得吾之所以言而後止，故孟子自謂：「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閒，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夫指心術之公私于一二語之近，而能判王霸之是非于千百世之遠，迷復得路，渙然昭蘇，宜若不待堯、舜、禹、湯而可以致唐、虞、三代之治矣。當是時，去孔子雖止百餘年，然齊、韓、趙、魏皆已改物，魯、衛舊俗淪壞不反，天下盡變，不啻如夷狄，孟子亦不暇顧，但言「以齊王由反手也」。若宣王果因孟子得警發，豈遂破長夜之幽昏哉﹖舜、禹「克艱」，伊尹「一德」，周公「無逸」，聖賢常道，怵惕兢畏，不若是之易言也。自孟子一新機括，後之儒者無不益加討論，而格心之功既終不驗，反手之治亦復艱興，可為永歎。
堯、舜，君道也，孔子難言之。其推以與天下共，而以行之疾徐先後喻之，明非不可為者，自孟子始也。
周衰，天下之風俗漸壞，齊、晉以盟會相統帥。及田氏、六卿吞滅，非復成周之舊，遂大壞而不可收，戎夷之橫猾不是過也。當時往往以為人性自應如此。告子謂「性猶杞柳，義猶桮棬」，猶是言其可以矯揉而善，尚不為惡性者。而孟子並非之，直言人性無不善，不幸失其所養，使至于此，牧民者之罪，民非有罪也，以此接堯、舜、禹、湯之統。雖論者或以為有善有不善，或以為無善無不善，或直以為惡，而人性之至善，未嘗不隱然見于搏噬、紾奪之中，此孟子之功所以能使帝王之道幾絕復續，不以毫釐秒忽之未備為限斷也。予嘗疑湯「若有恆性」，伊尹「習與性成」，孔子「性近習遠」，乃言性之正，非僅善字所能宏通。通世學者，既不親履孟子之時，莫得其所以言之要，小則無見善之效，大則無作聖之功，所謂性者，姑以備論習之一焉而已。
許行言「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雖非中道，比于刻薄之政不有間乎﹖孟子力陳堯、舜、禹、稷所以經營天下，至謂其「南蠻舌之人，非先王之道」，詞氣峻截，不可嬰拂。使見老子「至治之俗，民各甘其食，美其服，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之語，又當如何﹖
「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疑皆執德之偏。
孔子但言伯夷「求仁得仁」，「餓死于首陽之下」。而孟子乃言其「不可與鄉人處」，則無故而迫切已甚。伊尹果自任以天下之重，而無亂亡之擇，則曷為不度其君﹖案《書》，伊尹去亳適夏，武王觀政之比，而傳者以為五就。孔子言柳下惠止于「不枉道」，「不去父母之邦」。而孟子遂以為「與鄉人處不忍去」，則誣辱已甚。夫孟子之稱伊尹不幾于所謂狂，伯夷不幾于所謂狷，而柳下惠疑若鄉原然者，疑亦未精也。
二戴記「孔子從老」事，禮家儒者所傳也。司馬遷記孔子見老，歎其猶龍；關尹彊之著書，與《莊子》合。是為黃、老者借孔子以重其師之詞也。使果為周藏史，嘗教孔子以故記，雖心所不然，而欲自明其說，則今所著者，豈無緒言一二辨晰于其閒﹖而故為巖居川游、素隱特出之語，何邪﹖然則，教孔子者，必非著書之老子，而為此書者，必非禮家所謂老，妄人訛而合之耳。自伏羲以來，漸有文字，《三墳》、《五典》今不傳，大抵多言變化惝恍，非世教所用，非人心所安，故堯、舜、禹、以至周、孔，損削弗稱。（雲濠案：《習學記言》此下有「管子尚權謀，子華子言仁義，其人老子並時，或相先後，亦皆與道德之意相首尾」數語，應補入。）老子之學，固昔人之常，至其能盡去謬悠不經之談，而精于事物之情偽，執其機要以御時變，則他人之書固莫能及。蓋老子雖為虛無之宗，而皆有定理可驗，遠不過有無之變，近不過好惡之情，而其術備矣。其徒列禦寇、莊周祖述之，上推天地之初，下極人物之化，其言下里夷貊，如太始、太素、青寧、程、馬，于其指歸，終不能識，上則瀆天，下則欺人。
凡人心實而腹虛，骨弱而志彊，其有欲于物者勢也，能使反之，則其無欲于物者亦勢也。聖人知天下之所欲，而順道節文之使至于治，而老氏以為抑遏泯絕之，使不至于亂。
予固謂老子之言有定理可驗，至于私其道以自喜，而于言天地則多失之。古人言天地之道，莫詳于《易》，即其運行交接之著明者，自畫而推，逆順取之，其察至于能見天地之心，而其麤亦能通吉凶之變，後世共由，不可改也。今老子徒以孤意妄為窺測，而其說輒累變不同。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夫天地以大用付陰陽，陰陽成四時，殺此生彼，豈天地有不仁哉﹖曰「玄牝之門，是為天地根」，則是不以乾統天，而天之行非健也。曰「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天地尚不能久，而況人乎」，夫飄風驟雨，非天地之意也。陵肆發達，起于二氣之爭，至于過甚，亦有天地所不能止者矣。然君子之象為「振民育德」，「赦過宥罪」，而區區血氣之■，何敢擬于其閒﹖蓋老子以人事言天，而其不倫如此。夫有天地與人而道行焉，未知其孰先後也。老子私其道以自喜，故曰「先天地生」，又曰「天法道」，又曰「天得一以清」。不稽于古聖賢，以道言天，而其慢侮如此。及其以天道言人事，則又忘之，曰「天道其猶張弓」，則是天常以機示物，而未嘗法道之虛一無為也。然則從古聖賢者畏天敬天，而從老子者疑天慢天，其不可也必矣。
案《易》「勞謙君子有終」，而「萬民服」，蓋以功與人而己不居焉。老子保此道者，不欲盈，自為而已。
蓋老子之微言纔十數章，其有見于道者，以盈為沖，以有為無，以柔為剛，以弱為彊而已。然謂堯、舜、三代之聖人皆不知出此也，遂欲盡廢之，而以其說行天下。嗚呼！使其為藏史之老，則執異學以亂王道，罪不勝誅矣。使其非，而處士山人乘王道衰闕之際，妄作而不可述，奇言而無所考，學者放而絕之可也，柰何俛首以聽，或者又助之持矛焉！然則學而不盡其統，與不學同。
子華子：「太初實生三氣：曰始，曰元、曰玄。」其言如此，異哉！蓋古之言道、，《三墳》、《八索》舊聞記，往往皆然，故問者有「風輪誰轉，三三六六，誰究誰使」之語，明其為常所傳習也。案浮屠在異域，而風水諸輪相與執持，上至有頂，其說尤怪。《洪範》九疇，箕子言天所錫，一為五行，即是書所謂上炎下注者。然《易》言「坎離」，未嘗如是書所謂「獨斡中氣，生生萬物，新新不窮」者。經籍乖異，無所統一，轉相誕惑，而不能正。後世學者，幸《六經》已明，五行八卦，品列純備，道之會宗，可以日用而無疑矣，柰何反為太極無極，動靜男女，清虛一大，轉相夸授，自貽蔽蒙﹖皆由于《大傳》、《文言》諸雜說之亂《易》，是以學者紛紛至此。
祖望謹案：陳振孫深以水心之篤信子華子為誚，水心亦自嘗云：「子華子書甚古，而文與今人近，則固疑之矣。」此乃其第一條。亦言其駁而終不以為偽，則蔽也。
《家語》載季氏用田賦詳于《左氏》，因歎唐人自天寶一時倉猝，不知以田養兵，而以稅養兵，流害相承至今日。
《國策》：「忠臣令誹在己，譽在上。」大臣得譽，非國家之美，君臣相忌之勢，至是始成。古今固無人臣自賢以貶其君而可以致治，然亦無自毀以成其君而可以不亂者。夏禹有訓，君臣克艱而已。談客妄論，能使人心術下移。
范臺舉觴，魯君擇言四事。自伯禽以來，惟僖公稱賢，猶未能及此言也。魯方百里者五，其君之賢如此而不能興其國，豈流傳之誤邪﹖抑偪側于暴彊之閒，而不足自立邪﹖
唐雎言「人有德于我不可忘，吾有德于人不可不忘」，此固人之常心當然，進而至于不矜不伐，德之成者也。
論世有三：三代以上，道德仁義人心之所止也；春秋以來，人心漸失，然猶有義理之餘；至于戰國，人心無復存矣。先物而流，造勢為傾，蕝以出知巧，架漏以成事機，皆背心離性而行者也，故其禍至于使天下盡亡而後已。自漢及今，學者復求于人心之所止，則有道矣。然其質者不能論世觀變，則常患于不知，其浮者不能順德軋行，則撓而從之矣，故有以《戰國策》為奇書者。
羲、黃為文字之始，而孔子斷自堯、舜，蓋亦不起自孔子也。禹、共明治道，祖述舊聞，其時去黃、顓不遠，所稱道德廣大，皆獨曰堯、舜，未有上及其先者。豈夸禰而忘祖哉！以為神靈不常，非人道之始，闕不敢論，非掩之也。故稽古而陳之，君止堯、舜，臣止禹、陶，而羲、黃、后、牧之倫不與焉。史遷未造聖人之深旨，特于百家雜亂之中，取其雅馴者而著之，然既數千年，所言不可信，審矣。
項籍「學書不成，學劍又不成，學兵法。上世教法盡廢，而亡命草野之人出為雄彊。
明于道者，有是非而無今古。至學之則不然，不深于古，無以見後，不監于後，無以明前，古今並策，道可復興，聖人之志也。卓然謂王政可行者，孟子也；曉然見後世可為者，荀卿也。然言之易者行之難，不可不審也。
《天官書》，星文，占驗家所存，方術所眩，晏子、子產之所不道。
《書》「懋遷有無化居」，周譏而不征，春秋通商惠工，皆以國家之力扶持商賈，流通貨幣，故子產拒韓宣子一環不與。漢高帝始行因辱商人之策，至武帝始有算船告緡之令，極于平準，取天下百貨自居之。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後治化興，抑末厚本，非正論也。果出于厚本而抑末，雖偏，尚有義。若奪之以自利﹖何名為抑﹖
周人崇尚報應，史遷所稱唐、虞之際有功德臣十一人，而陳氏篡盜，亦曰舜所致，則是不復論天德也。孔、孟之論曰：「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則雖勢位消歇，而道德自存，遷所未知。
王莽時通知鍾律者，所言聲數、度量、權衡，無不傅合于《易》。又傳伶倫定律本，物皆由律起，妄矣。自司馬遷言「六律為萬事根本」，漢人之論因之。《書》言「同律、度、量、衡」，古亦以律度數同為一物，未嘗言皆由律起，而孔子贊《易》，無以八卦合度、量、權衡之文。羲、和之法不可見，司馬遷造律，始以律之龠起，劉歆又推《春秋》與《易》參合為一書。案堯、舜時《易》道未備，三代以前未有《春秋》，古歷法蓋不起于律，《易》亦不兼歷數。以今逆古，皆無用之虛詞。
人主以有德王，無德亡。至騶衍妄造五德勝克，孔、孟之徒未嘗言也。
「陰陽之精，本在地而上發于天」，後世天文術家固未有能言此者。然聖人敬天而不責，畏天而不求，天自有天道，人自有人道，歷象璇璣，順天行以授人，使不異而已。若不盡人道，而求備于天以齊之，必如「影之象形，響之應聲」，求天甚詳，責天愈急，而人道盡廢矣。
經星之傳，遠自堯、舜，其時諸侯尤多，而星吉凶所不主，占驗家固無其文也。《左氏》載禍福，其後始爭以意推之。天文、地理、人道，本皆人之所以自命，其是非得失，吉凶禍福，要當反之于身。若夫星文之多，氣候之雜，天不以命于人，而人皆以自命者求天，曰天有是命，則人有是事，此古聖賢所不道。
劉向為《五行傳》，歸于劘切當世。然《洪範》之說，由此隳裂。
箕子陳《洪範》，曰天所以錫禹，今尋《典》、《謨》，不載被錫之由。若禹不自言所得于先，而箕子獨明其所傳于後，以是為三代之祕文，此後世學者之虛論也。禹以六府、三事為九功，戒之董之。六府即五行，三事則庶政群事也。戒之董之，福極之分也。九功九疇，名異而實同也。禹言略，箕言詳，天之所錫，非有甚異不可知，蓋勸武王修禹舊法，乃學者以為祕傳，迷妄臆測相與串習。以吾一身視聽言貌之正否，而驗之于外物，則雨、暘、寒、燠皆為之應，任人之責，而當天之心，出治之效，無大于此。今必一一配合牽引已事往證，分剔附著，而使《洪範》經世之成法，降為災異陰陽之書，可為痛哭。
漢武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仲舒前以災異禁之，後以勉彊開之。所禁者為難信無用之迂說，所開者為可喜旋至之立效，則堯、舜、禹、湯之所為兢惕畏慎者終于不存，而唐、虞、商、周、之所以歆羨矜侈者四面而至矣，是于武帝之病方將豢而深之，豈能治哉！
以樂論治可也，求治而以樂為先，鐘鼓管弦之存，何救于德之敗乎﹖而仲舒亦以樂為先，躬行之實廢矣。又終于祥瑞，尤躬行者之諱也。
漢武動民于干戈，習俗于姦詐，仲舒雖能泛然諷導其外，未能戚然救止其內。
居君子位，為庶人行，誠後世通患。然師友議論以此自責則可，以此教人主、責士大夫則不可。蓋人主當化小人以有恥，不當疑君子以無恥也。疑君子以無恥，則人才掃地，不可振矣。
「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初看極好，細看全疏闊。古人以利與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義光明。既無功利，則道義乃無用之虛語耳。
凡正言之理無不具，而隱顯上下交相明者，古人所以為經也。旁言之必酌于理，使是非得失有所考者，後人所以為文也。若夫窮慮殫詞，以無為有，自處于妄而後反之正，此違于經而謬于文，《上林》、《大人》諸賦是也。
漢世以術數操縱為吏，趙廣漢尤為民所稱。彊家巨姓，盜奪縱橫，自古皆有，必待有以勝之而後能使小民得職，則周公教康叔，成王命君陳，皆無用矣。若後世吏術不明，妄以廉明自許，但欲其下重足斂跡而善惡顛倒者，又廣漢之徒所不為。
王嘉有云：「慎己之所獨向，察眾人之所共疑。」可謂名言。
光武、明帝以儒學飾吏事，心誠好之，而本質克治不盡。其臣佐，才有所止，未能迪德，過不專在人主也。
鄭玄雖曰「括囊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蕪，刊改漏失」，然不過能折衷眾俗儒之是非耳，何曾望見聖賢藩牆！
鍾離意《疏》：「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鹿鳴》之詩必言燕樂者，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有味哉，其言之也！推其所行，措之三代不難。
古之人才，必在分限之內，上自禹、稷，下至方、召，能成天地不及之功，然未有踰分越限者，雖春秋時尚然。及蘇、張資揣摩之學，韓、彭起飄揚之思，張騫、陳湯鑿空外國，乃有分外人材。而班超以三十六人開西域，其後愈降，分內者枯竭不繼，如濟水之絕，分外者誕漫不，如幻人之奏，俱無用矣。
樂恢誚杜安「干人主以窺踰」，孟子所謂龍斷、穿窬者也。孟子以後至西漢，未有達此理者。西漢末，節士始漸知之。王良之友所謂「屑屑不憚煩」，所以成東漢之俗。
仲長統二詩，放棄規檢，以適己情，自是風雅壞，而建安、黃初之體出。
崔實《政論》絕無義，其大意不過病季世寬弛，欲以威刑肅之，不知亂亡之證不在此。
黃叔度為後世顏子。觀孔子所以許顏子者，皆言其學，不專以質。漢人不知學，而叔度以質為道，遂使老、莊之說與孔、顏並行。
以善形惡，自是義理中偏側之累，故孟子謂「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東漢儒者，欲以不平之意加于敝法之上，以勝天下之不肖，宜其累發而累挫也。
吳祐、延篤，進不求名，自行其志。凡人所願于世者，能淡薄而以厚自處，則寡怨而遠罪矣。如祐與篤，未嘗不正其言行，而卒免于亂世，率是道也。
黨錮之禍，實由太學，蓋是時諸生三萬餘矣。唐、虞、三代之為學，其君皆聖賢，以身所行，與士相長，取材任官，又與相治。後世不然，如賈、董之流，尚不知人主當自化，而徒欲立學以化人，如明帝始終以學為重，然褊察無宏裕之益，其意謂不遷怒、不貳過，惟用之諸生而已，此知勸學而不知明義之過也。況翟酺、左雄，止要蓋千百閒好屋，使四方遊士自來自去，于人主好尚，國家教養，了無干涉，師門徒者踵陋習，希辟召者養虛聲，賢否相蒙，名實相冒，激成大難，皆太學為之。至鴻都，以詞賦小技掩蓋經術，不逞趨利者爭從之，士心益蠹，而漢亡矣。群聚天下學者，使之極盛，而人主庸騃，視為贅疣身外之物，其勢固必至此。故予以為，群萃州處，非管仲語。若人主不自為學，徒設學以教之，欣厭不同，忿心欻起，小則為然明之毀，大則為東漢之禁。
彭城王據《璽書》：「『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古人垂誥乃至于此。」「常慮所以累德者而去之，則德明矣。開心所以為塞者而通之，則心夷矣。慎行所以為尤者而修之，則行全矣。」此作詔者，非能解釋義理，而言與之合。
和洽言：「古之大教在通人情。」所謂不以格物者也。又言：「勉而行之，必有疲瘁。」「疲瘁」二字，深得其要，故古人以利和義，不以義抑利。
末世所謂度內者，皆愚儒；所謂度外者，皆群不逞。安得度內而非愚，度外而非不逞者！
魏明帝不能從楊阜、高堂隆之諫節減宮室，而欲傳蘇林、秦靜之業課試學者，緩其實而急其華，漢武帝誤之也。
亨國久近，在其人之心量廣狹。孫權殘民以逞，故身死而不振。司馬德操謂：「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自末世，揣時變者負算略，語世事者極縱橫，而儒生稽古以俗士廢焉。德操所謂俊傑，幸有亮在，然猶未免于縱橫。法正之流，勿數可也。
諸葛亮、龐統以詐取劉璋，所謂識時務者歟﹖如此俊傑，比之古人，更當吉蠲以薦明德。
諸葛亮曰：「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此所以能服一世也。然以上當更有事。
「司馬徽釆桑樹上坐，龐統樹下共語，自畫至夜」。微行懿筐之閒，乃有王霸之略，足以樂而忘憂，貧賤誠不能為士累也。
「晉永寧元年，自正月至閏月，五星互經天」。當是時，天下之亂固大。然《左傳》叔興既占齊、魯、宋事無不驗，又言「君失問，吉凶由人」。蓋先王舊學，天不勝人，叔興尚有聞也。然自此占驗終勝，而人道不立，故予以為五星互經天，雖變異最大，苟人道有以消復，猶不當豫占也。
上古君臣之職，君之所得為，必以命于相，相之所得為，必以歸于君，此古今通義也。舜以股肱耳目命禹，禹復戒舜而終以明良之歌。考其大意，似舜盡欲以其職委禹，禹戒以亦自聽覽，無專畀臣下，安于縱逸也。然陶以為，「元首叢脞，股肱惰，萬事墮」，則是君終不當自為也。靖郭君勸齊宣王：「五官之政，日聽數覽。」既而厭之，靖郭君由是得專齊權。夫六卿各自以職倡九牧，相猶無所司，而況于君。收五官而自任，己不能久，又以與人，君相之職兼失矣。始皇程書決事，蓋不足論。漢高、惠事盡出蕭、曹、文、景雖稍自親，然陳平猶謂「有主者」，則是時公卿各自分職，丞相至欲斬鄧通、錯，尚循古義也。孝武初年，更用一項文士，中我相應以分外朝之勢。及趙禹、張湯更進，宰相束手，自是君相之職渙然離異，君所欲為，不復以命相，相一切聽其君所為矣。其後尚書權益重，領錄出宰相上。魏初，別置祕書，仍典尚書所奏，尋改中書。劉放、孫資、傾動中外，侍中給事黃門，通掌門下，最為禁密。則尚書更是外朝，而中書門下乃天子之私人。其後又有內尚書，由外達尚，轉尚入中，所行可否，皆自內決，人主之職，十倍宰相，已增者不可損，已成者不可改也。
「六卿」，天官事最繁，而公、孤職任甚簡，故學者多云冢宰即宰相，或云公、孤兼行，非也。冢宰，乃有司之長，職治其事以佐上者有司，明其道以弼上者宰相。
皇甫謐能道自分界中言語，非耀文華者所能至。
銷兵本欲休息百姓，而學者尤其弛備。然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裨冕搢笏，明堂耕藉，此成周銷兵節次也。則銷兵未必非，視其君思治進德何如耳。不然，後世忘戰者豈少邪！
李暠言：「經史道德如釆菽中原，勤之者則功多。」此語當記。然所謂勤者，非漁獵搜取、課勞計獲而後能也。
晉有正始微言，勝會韻士，至于江左，雖安民之道不足，而扶世之志未衰，學者未宜略也。
伊尹謂「肇修人紀」，後世雖不足議此，然周之諸侯，大者秦、楚，小者魯、衛，傳世數十。蓋其為國，尚皆有本末，更僕迭起，而維持制服之具與之並行，所以久而猶存，不止富貴自身也。李斯首破壞此事，君臣俱得富貴，然亦相隨而亡。西漢雖皆李斯餘本，但時作一二，有所憑藉，故享國麤久，此後無有知者。諸葛亮以管、樂自比，恐未必能及。其餘君臣上下，自富貴娛樂，一身之外，更無他說，以致國祚短促，皆其自取。
沈約敘祓除事，約固非知經。然近世學者以浴沂舞雩為知道一大節目，意料浮想，遂為師傳，執虛承誤，無與進德，則其陋有甚于昔之傳註者。
「欲者性之煩濁，氣之薰蒸」，「雖生必有之，而生之德猶火含煙，桂懷蠹，故性明者欲簡，嗜繁者氣昏」。文士中顏延之頗存義理。
西南夷、訶羅、阿羅單、婆達、師子、天竺、迦毗黎所通表文，皆與佛書之行于中國者不異。然則今釋氏諸書，是其國俗之常文，中國人不曉，相崇尚以為經耳。微言妙義與夫鬼神之貫通，誠無閒于夷夏。然彼可以施之于我，而我不得以革之于彼，其淺深之不同，雅俗之不合，孟子所謂「未聞變于夷」者也。
玄之陋，非有益于道也，然當時貴之，預在此學者不為凡流，則是猶能以人守學。後世以性命之學為至貴，而其人不足以守學，百餘年閒，視玄愈下矣。
張融《自序》言：「丈夫當刪《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下！」言誠太狂，然人具一性，性具一源，求盡人職，必以聖人為師，師聖人必知其所自得，以見己之所當得者。若隨世見聞，轉相師習，枝纏葉繞，不能自脫，錮人之才，窒人之德者也。
王戒諸子以儒家、道家、釋氏「雖為教等差，而義歸汲引」。自南北分裂，學者以周、孔與佛並行，其言乘異，不自知其可笑。《六家要指》，司馬父子之故意也，使佛學已出于漢，則太史公亦更增入一家。譬若區種草木，不知天地正性竟復何在。然則如韓愈知識，乃是數百年而一有，豪傑之士，何其難也！
中國之學，自不當變于夷。既變而從之，而又以其道貶之，顛倒流轉，不復自知。
祖望謹案：此蓋指當時之染于禪而又排之者。
徐遵明指其心，謂「真師正在于此」。古者師無誤，師即心也，心即師也。非師無心，非心無師。以《左氏》考之，周衰設學而教者，師已有誤，故其義理漸差。及至後世，積眾師之誤，以成一家之學，學者惟師之信而心不復求。遵明此語，殆千載所未發。雖然，師誤猶可改，心誤不可為，此既遵明所不及，而以心為陷者方滔滔矣。
高洋敬禮陸法和，蓋畏冥禍。予嘗論世人舍仁義忠信常道而趨于神怪，必謂亡可為存，敗可為成，然神怪終坐視成敗存亡，而不能加一毫知巧于其閒，而亡果能存，敗果能成，必仁義忠信常道而後可。蓋人力之所能為，決非神怪之所能知，而天數所不可免，又非神怪所能豫也。
士不先定其所存，正使探極原本，追配《雅》、《頌》，只是馳騁于末流，無益。
三代既衰，佐命之才不世出，惟管仲、樂毅、蕭何、諸葛亮、王猛、蘇綽。亮地勢不足自立，猛無堅凝之功，而綽由晉以後，南北判離，棄華從戎，至是自北而南，變夷為夏，使孔子復出，微管之歎不付餘人矣。六條平實無華，自董仲舒，蕭望之、劉向、崔寔、王符、仲長統之流，皆論治道，而無一言之幾。然則，如綽者亦未易也。
樂遜陳時宜五條，其言有非俗儒所能道者。宇文父子，雖大要不過彊兵，亦其國是所定，立論常向上一著，故遜輩能言之。
侯氣之術，「氣應有早晚，灰飛有多少，或初入月氣即應，或中下旬氣始應，或灰飛出三五夜而盡，或終一月纔飛少許」。夫氣之必應，灰之必飛，陰陽之情，天地之理當然也。早晚多少，差忒而不能盡齊者，人道之厚薄，時政之寬猛使之也。古人所以貴于和陰陽，合天地也。隋文徒出旁議，而不知身為人道之主，牛宏志在規諷，而未極理事之精，彼技術者，焉能測之﹖叩之愈急，其說愈謬。
天地陰陽之密理，最患于以空言窺測。
昔之言月者，謂「其形圓，其質清，日光照之則見其明，日光所不照則謂之魄」。後人相承，遂謂「月無光，因日有光」。月果無光，安能與日並明﹖萬物無不因日而成色，惟月星不然，近日則光奪，為日所臨，則奄而不明。數術之士，昧理而迷源，遂至乖異。
自戰國、秦、漢已言天子氣。唐、虞、三代言其德不言其氣。有氣而無德，將為不祥，以禍天下，而何述焉﹖
《隋》《天文》、《五行志》，五代事皆具。寶誌、陶弘景，號達者，陸法和已下矣，然皆驗。予謂人主自修不至，遂以形跡象數之末，竟墮術士之口，若聖人御世，彼惡得而讖之！
由唐及今，皆本《隋律》。隋本于齊。子產鑄刑書，叔向非之曰：「吾以救世。」信矣。然自秦、漢以後，稍號平時者，法無不寬，其君之薄德者，無不苛。則叔向所云「不為刑辟」，固非高遠不切之論也。世道之衰，雖緣人材日下，然其病根正以做下樣子，不敢轉，如子產者是也。
「河出《圖》，洛出《書》」，孔子之前已有此論，而其後遂有讖緯之說，起于畏天，而成于誣天。學者之陋，一至于此！故隋文雖焚纖，而妄稱祥瑞，又甚于讖。
立言非專為文，言之支流派別散而為文，則言已亡，言亡而大義息矣。歐陽公乃通以後世文字為言，而以立言為不如有德之默，不知文之不可以為言矣。
祖望謹案：此說與溫公語異而同。
為國不患無材，若人主失道，自致亡滅，材雖多，不能救。
《儒林》稱「南北所治章句，或得英華，或窮枝葉，」此甚不然。英華即枝葉也。使其是，則溯枝葉即可以得本根矣。
知道然後知言，知言則無章句。近世雖無章句之陋，其所以為患者，不知道又不知言，與昔日章句無異也。
唐高祖，隋甥也，位遇不卑。隋之罪雖足以亡，而自高祖父子分義言之，只謂之反，今乃美其名曰「義兵」！唐人義之可也，後世亦從而義之，可乎﹖范氏謂「太宗有濟世之志，撥亂之才」，獨創業不正，無以示後。夫濟世撥亂，必不志于利。今朝為匹夫，暮為帝王，利之而已。
高祖受禪，不受九錫，範氏謂其「雖不能如三代，而優于魏、晉」，此亦後世大議論也。夫天命不可知，必視其德，天下雖共起而亡隋，高祖敢自謂其德可代隋乎！隋得罪于天下，不得罪于李氏。群盜可以取隋，高祖父子不可以取隋。尊煬立代，君臣再定矣。高祖明奪而不慚，是又在魏、晉下。
堯、舜、三代之統既絕，不得不推漢、唐，然其德固難論，而功亦未易言也。湯、武不忍桀、紂之亂，起而滅之、猶以不免用兵有慚德，謂之功則可矣。光武宗室子，志復舊物，猶是一理。漢高祖、唐太宗與群盜爭攘競殺，勝者得之，皆為己富貴，何嘗有志于民！以人命相乘除，而我收其利，猶可以為功乎﹖今但當論其得志後不至于淫荒暴虐，可與為百姓之主刑賞足矣。若便說向湯、武，大義一差，無所準程，萬世之大患也。
長孫無忌、褚遂良轉導無法，方武氏從感業寺再入，不能引禮廷諍以絕其萌，至于奪嫡，然後言其託體先帝，將何及也！
李德裕論韋宏景事，尤不近理。重令自非管子本說，其言「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不從令者死」，令之嚴如此。然「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又卻不以為證據。若不順民心，遽從而殺之，可乎﹖制置職業，雖曰人主之柄，非人所得干議，然須制置得是。若悖于道，乖于事，而禁人不議，豈不危亡！德裕以宰相之才自許，後人亦以其自許者許之。夫宰相者，秉德以服人，明義以率下，若姿其偏私，自作胸臆，又可許乎﹖
忠知者必世而不足，姦昏者一日而有餘。世之賢者，不自量而欲以歲月售功，其君與一時之人亦皆以歲月責之，所以有謗而無名，事不集而弊常在也。士誠知此，惟不求用為庶幾耳。
《宰相世系》言「唐臣以門族相高」。案孟子稱故國世臣，人材之用，必常與其國其民之命相關，治亂興亡所從出，故叔向以欒、卻降在皁隸，憂公室之卑。若夫志不必慮國，行不必及民，但自修飾進取為門戶計，如漢韋、平之流，此叔孫豹所謂「世祿非不朽也」。俛而就下，遂為李德裕秖校臺閣儀範、班行準則而已。
孔子繫《易》，辭不及數，惟《大傳》稱「大衍之數」，其下文有五行生成之數。五行之物，滿天下，觸之即應，求之即得，而謂其生成之數必有次第，蓋歷家立其所起，以象天地之行，不得不然。《大傳》以《易》之分揲象之，蓋《易》亦有起法也。《大傳》本以《易》象歷，而一行反以為歷本于《易》。夫論《易》及數，非孔氏本旨，而謂歷由《易》起！揠道以從數，執數以害道，最當先論。
道家澹泊，主于治人，其說以要省勝去離。漢初嘗用之，雖化中國為夷，未至于亡也。浮屠本以壞滅為旨，行其道必亡，雖亡不悔，蓋本說然也。梁武不曉，用之，當身而失；唐憲、懿又出其下，直謂崇事可增福利，悲哉！
訶陵國治太子，與商鞅事同。古人勤心苦力，為民除患致利，遷之善而遠其罪，所以成民也，堯、舜、文、武所為治也。苟操一致而已，又何難焉！故申、商之術命堯、禹曰桎梏。至秦，既已大敗，而後世更為霸、王雜用之說，哀哉！
議論定而利害明，要自士大夫之心術始。
孔子講道無內外，學則內外交相明。荀子言學數有終，義則須臾不可離，全是于陋儒專門上立見識，又隆禮而貶《詩》、《書》，此最為入道之害。揚雄言「學，行之上，言之次，教人又其次。」亦是與專門者校淺深耳。古人固無以教人為下者，雄習見後世陋儒專門，莫知所以學，而徒守其師傳之妄以教人，以為能勝此而兼行者則上矣。近世又偏墮太甚，謂獨自內出，不由外入，往往以為一念之功，聖賢可招而致，不知此心之稂莠，未可遽以嘉禾自名也。
荀卿所言諸子，苟操無類之說，其是非不足計，乃列攻群辯，至于子思、孟軻，並遭詆斥，謬戾甚矣！又好言子弓與仲尼並稱。安有與仲尼齊聖，獨為荀卿所私，而他書無見者﹖非妄則姑假立名字以自況耳。
謂「無便嬖左右足信者之謂闇」，案穆王命太僕、左右侍御、僕從「無以便嬖側媚，其惟吉士」，是則嬖者不吉，吉者不嬖也。
「彊本而節用，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貳，天不能禍」。夫古人備是三者矣，其不貧、不病、不禍則曰「是天也，非我也」。今偃然曰：「是我也，非天也。」奉天者，聖人之事，今曰「我自致之」，是以人滅天也。
「全其天功，則天地官而萬物役」。又曰：「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古聖人曰「則天」，曰「順帝之則」，未嘗敢曰「吾能官，使天地物畜而制之」也。
孟子言「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而荀卿謂天子如天帝，如大神，蓋與秦皇自稱曰「朕」意同。
「禮者，養也，芻豢五味以養口」等語，則禮者，欲而已矣。
古之聖賢無獨指心者。舜言「人心道心」，不止于治心。孟子始有盡心知性、心官賤耳目之說。蓋辯士索隱之流多論心，而孟、荀為甚。
孔子未嘗以辭明道，內之所安則為仁，外之所明則為學，學即《六經》也，至于內外不得異稱者，于道其庶幾矣。子思之流，始以辭明道，辭之所之，道亦之焉，非其辭也，則道不可以明。《中庸》未必專子思作，其徒所共言也。孟子不止于辭而辯勝矣。荀卿本起稷下，所言皆欲挫辯士之鋒，怒目裂眥，極口切齒，先王大道，至此散薄，無復淳完。或者反謂其才高力彊，易于有行。學者苟知辭辯之未足以盡道，而能推見孔氏之學，以上接賢聖之統，散可復完，薄可復淳矣。不然，斷港絕潢，爭于波靡，于道何有哉！
兵農已分，法久而壞，齊民雲布，孰可徵發！以畏動之意，求願從之名，雖至百萬，無不用寡。且井田丘乘，所以人人為兵者，天子不過千里，諸侯不過百里，其勢無獨免也。若以天下奉一君，而人人不免為兵，不復任養兵之責，則聖人固所不為；若以天下奉一君，而養兵至于百萬，獨任其責而不能供，則庸人知其不可。今自守其州縣者，兵須地著，給田力耕；（是一說。）千里之內，番上宿衛，已有諸御前兵，不可輕改，因其地分募，樂耕者以漸歸本；（是一說。）邊關捍禦，盡須耕作，人自為戰，（是一說。）三說參用，由募還農，大費既省，守可以固，戰可以克，不必慨慕府兵屯田，徇空談而忘實用矣。
竭天下以養兵，此受病本根，所以末世之橫斂，有加不已。
立節而不辨義，下者為利，高者為名，而世道愈降矣。
崔蠡「疏論國忌日設僧齋，百官行香，事無經據」。詔「以近代皈依釋、老，有異皇王之術，習俗因循，並宜停罷」。此開成四年也。唐世禮文，不為知禮者所許，然如此等事猶能釐正，不若後世定著不刊，以為臣子恭順報效之節無踰于此也。
授田之制蕩盡，奈何猶用授田時法稅之﹖後世謂楊炎兩稅變古，全不究始末。
桑弘羊與劉晏無異。所可怒者，晏以用兵故興利，不得已耳。史家無識，妄立論。
孔父、仇牧死，晏嬰不死，以恕揚雄則非矣。
以位當卦，以卦當日，出于漢人。若夫節候晷刻，推其五行所寄，而吉凶禍福死生至《玄》而益詳，蓋農工小人所教以避就趨舍者。揚雄為孔氏之學，將經緯大道，奈何俛首效之﹖
《十翼》非孔子一人之書，司馬遷不能辨，而劉向父子與雄尤篤信之。
漢人皆由賦入，揚雄方知以上更有事，故謂「孔氏之門用賦，則賈誼升堂，司馬相如入室，如其不用何」！乃雄轉關捩處，所以于道有功。
祖望謹案：董仲舒、劉向亦不由賦入。
雄所謂「遐言」，為《太玄》發也。以言為學，孔子沒後事。
「君子避礙則通諸理」，不知何所指。人有礙而我通之，未嘗自礙而又自通也。
《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以其言毛嬙、西施、吳王推之，當是春秋末年。山林處士，妄意窺測，借以自名，而後世信之為申、韓之先驅，鞅、斯之初覺。
秦、漢書，孔、孟之論未行，學士以管子之書為教，視《六經》無有也。賈誼短世，錯殺死，是書不極其用。
留令罪死之論，處士無故創奇語，後人遂倚為口實。
古人之于命令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夫上之所欲未必是，逆而行之不可也。民之所欲未必是，順而行之不可也。理必有行而行之，先之以開其所知，後之以熟其所信，申重諄悉，終于無不知，斯行矣。命令之設，所以為民，非為君也，焉有未能生之而已殺之者乎﹖數術家闇于先王之大義，私其國以自與，以為命令，特為我發，而操制之術先焉，始于欲尊君而甚至無所不用。孔子贊《易》，《巽》曰「君子申命行事」，《姤》曰「后施命誥四方，皆非《巽》莫行。又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又曰：「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是數術家以令為令，而孔子以不令為令也。數術家以言而不違為興國，而孔子以言而不違為亡國也。不以《易》、《論語》之言出令，而皆欲以《管子》之言出令，是刑名常為主，而申、商之禍無時可息也。
「赦者，奔馬之委轡；毋赦者，痤疽之藥石」。又曰「惠者多赦」，「民之仇讎，法者毋赦民之父母」。當時論不可赦如此，豈如司馬遷所記陶朱公子之類，或者君臣之閒售私以長惡邪﹖「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而魯肆大眚，無貶詞，此有國舊典也。處士發語偏陂，遂與帝王之道離絕。劉備謂「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閒，言治道未嘗及赦」！漢以後為此等見識不為無助。
「堂上遠于百里，堂下遠于千里，君門遠于萬里」。然矣！古之聖賢，所以昭明大德，盪滌疑阻，《周官》一書，通達壅塞之理居半，凡欲去此患也。如數術家猜慮積心，忿忮形色，左右前後，無非蔽欺，鉤鉅設而告密用，群情惴惴，所以來讒賊而長作偽。
所以為《管子》者，在《三匡》二卷，雜亂重復，敘事頗與《左氏》不異。而《國語》又削除其雜，複以就簡。知此書之出在《左氏》後，《國語》成在此書後。
「耳目者，視聽之官也，心而無與乎視聽之事，則官得守其分。夫心有欲者，物過而目不見，聲至而耳不聞也。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心術者，無為而制竅者也」。案孟子稱「耳目之官、心之官」，予論之已詳。然則執心既甚，形質塊然，視聽廢而不行。蓋辯士之言心也，其為心之害大矣。《洪範》「思曰睿，睿作聖」，各守身之一職，與視聽同謂之聖者，以其經緯乎道德仁義之理，流通于事物變化之用，暢淪浹，卷舒不窮而已。惡有守獨失類，超忽惝恍，狂通妄解，自矜鬼神也哉！
桓公封杞、刑事，管子之語不如《左氏》所言，予嘗謂《左氏》中管仲語，已降古人數十等，蓋不復見「葛伯仇餉」，「朕哉自亳」，「有罪無罪，惟我在」之風矣。然侯伯救災討罪，所引文王之詩正合禮體，亦未可遽引湯、武責之。今辨士之詞，又降《左氏》數十等，使人君任法為道，要始于管子，其說以為佚樂馳聘宮中之歡，無所禁圉，利身便形養壽命，垂拱而天下治，而堯及黃帝皆然，淺鄙無稽，遂成戰國亡秦之禍。
為管氏書者，變詐百出不窮，其盛在于鹽鐵，其用著于寶龜，畜泄廢居，豪奪商賈，至于決瓁、洛之水，沐路旁之樹，傾魯、梁之綈，搜荊楚之鹿，戲詞誤論，今不舉者眾矣，獨鹽鐵為後人所遵，言其利者，無不祖管仲，使之蒙垢萬世。案其書，計食鹽之人，月為錢三十，中歲之彀，糶不十錢，而月食穀四石，是糶穀市鹽，其費略不甚遠，雖今之貴鹽不至若是。《左氏》晏子言「魚鹽蜃蛤，弗加于海，海之鹽蜃，祈望守之。」是時衰微苛斂，始有禁榷，晏子憂之，而齊卒以此亡。然則豈管仲所行，而齊所以霸乎﹖孔子以小器卑管仲，責其大者可也。使其果猥瑣為市人不為之術，孔子亦不暇責矣。故《管子》之尤謬者，無甚于《輕重》諸篇。
《左氏》無孫武。同時伍員、宰嚭一一詮次，乃獨不及武邪﹖詳味《孫子》，與《管子》、《六韜》、《越語》相出入，春秋末，戰國初山林處士所為，其言得用于吳者，其徒夸大之說也。
穰苴、孫武，皆辯士妄相標指，無事實。穰苴斬寵臣，孫武戮愛姬，所謂知兵者何用此。天下有道，征伐自上出，而行陳部伍，皆有定法，以教天下。天下無道，匹夫賤人以意言兵，行陳部伍，無復常經，其流及上，而為國者顧聽命焉，豈小故邪﹖
「兵，詭道也」。案子罕言「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誰能去兵﹖兵者，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今「詭道」二字于兵外立義，遂為千古不刊之說。古人之言兵者盡廢矣。禹、湯、文、武之兵，正道也，非詭道也。孫子不學，所知者，詭而已。
孫子盡用兵之害，而于守與不戰持之最堅，學者未之詳。
祖望謹案：此可以見水心非浪用兵者也。
揚雄不喜孫、吳，而曰「不有《司馬法》乎」﹖不知所指何司馬也。
吳起較孫子卻近。
祖望謹案：水心又曰：「未知李靖何以謂吳不如孫。」
《司馬法》多不成語。「夏賞而不罰，殷罰而不賞」，尤不成語。
司馬遷謂「司馬兵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即此法邪﹖抑別有指也﹖穰苴事，予固言其非。夫非知德者不足以知兵，遷之所云閎廓深遠纔如此，悲夫！」
《六韜》陰譎狹陋。
《龍韜》以後四十三篇，似為《孫子》義疏。其書言避殿，乃戰國後事，固當後于《孫子》。其《勵軍）所言，又本于吳起。然莊周亦稱九徵，則真以為太公所言，豈足據哉！
《周官》：「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用眾也，大均之禮恤眾也，大田之禮簡眾也，大役之禮任眾也，大封之禮合眾也。」所貴于禮者，謂能有所別異，而軍禮獨言同。《三略》所云「將禮」，不可謂不得古人之意。晉侯登有莘之墟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不知當時所言禮指何事。後世不言禮，而言威，故子玉治兵，「終朝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薦賈以為「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其有能弔死哀喪，同士卒甘苦，則又以為恩而不復言禮矣。夫禮者，將之本；威者，將之末；恩者，威之餘也。
祖望謹案：以恩為威之餘，尚未圓，然大意甚佳。
《尉繚子》「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而孫子「得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視尉繚此論，何其狹也。
李靖謂陳法必黃帝所制，太公繕之，管仲復修之，諸葛亮八陳即握奇法，此皆山林隱約夸望相承。《周官》司馬蒐、苗、獮、狩，其陳即戰陳，當時上自王公，下至卒伍，皆知之。楚之乘廣，晉之毀車，雖臨時，或亂常制，終不能變大法，乃後世以為奇術。《握奇》遂為祕文。前人未嘗學《周官》，自不足怪。今之學者已學《周官》，乃相與別畫陳法無休時，可歎矣！
自戰國以來，能教其人而用之，惟諸葛亮非驅市人之比，所以其國不勞，其兵不困，雖敗而可戰。夫教者，豈八陳、六花之謂﹖特其色別耳。撫循安集，上下相應，使皆曉然，旅泊不悲，死亡不痛，猶在其家室也。然則孫子之術，李靖與太宗所講，正亮所棄也。《莊》、《列》諸書，向前多少聰明豪傑之士，向渠虀甕裏淹殺，可憐！可憐！
文中子說經史，前代儒者所未有，理雖不背馳，而模榻形似，無卓特見識，此為大病。至于房、魏禮樂，或信或疑，要是淺者，未足論也。
古詩作者，無不以一物立義，物之所在，道則在焉，非知道者不能該物，非知物者不能至道，道雖廣大，理備事足，而終歸之于物，不使散流，此聖賢經世之業，非習文辭者所能知也。《詩》既亡，後世存其禮可也。韓愈便謂古人未肯多讓，或者不知量乎！
（梓材謹案：謝山所補，以下有四條，移入《廬陵學案》一條，移入《百源學案》三條。
克己，治己也，成己也，立己也。己克而仁至，言己之重也，己不能克，非禮害之也。
（梓材謹案：以下有五條，移入《泰山學案》一條，，移入《伊川學案》一條，移入《范呂諸儒》一條，移入《華陽學案》一條，移入《呂范諸儒》一條。）
古者賦祿制田，其權在上，貧賤富貴無大踰越，而為之宗以維之，故長者不傲，幼者不侮，而和親雍睦之教可行。後世崛起自致，貧賤富貴各極其欲，榮悴異門，交相為病，于是賢者謝宗以自遠，不肖者挾長以行私，蓋■鬩之不暇，而安能善其俗哉！夫宗者，貴而賢者也，富而義者也，非是二者，而擁虛器以臨之，教令之所不行也。故貴而賢，富而義，則上禮異之，命為其宗，爵不必親而疏者可畀也，田不必子而貧者可共也。施舍賙惠，族人依倚，特為宗主，無犯義，無干刑，相趨于實而不惟其名之徇，此今日立宗之要也。
（梓材謹案：以下一條移入《蜀學略》。）
使知義理者常為主司，學者不得以悖理之文希合於一時，雖因今之時文不改，亦自足以得士。不然，雖累變其法，而學者之趨向亦終不能一。
王曾中第，以為「平生之志，不在溫飽」。歐陽修執政，以為「惟不求而得，與既得而不患失」，然予病其侵尋于官職矣，而東萊呂氏嫌予此論太高，自天下治體大變，雖君子無策以振起之。賢愚同軌，邪正並轍，苟免其身，而復以其弊遺後人，則雖不思得，不患失，而卒與庸眾同歸于溫飽者無異。嗚呼！此有志者之所當深思也。（以上謝山補。）
祖望謹案：論果太高，然有益于學者。
（梓材謹案：以下七條，移入《廬陵學案》四條，移入《百源學案》一條，移入《明道學案》一條，移入《東萊學案》一條。）
宗羲案：黃溍言「葉正則推鄭景望、周恭叔以達于程氏，若與呂氏同所自出。至其根柢《六經》，折衷諸子，凡所論述，無一合于呂氏。其傳之久且不廢者，直文而已，學固勿與焉」。蓋直目水心為文士。以余論之，水心異識超曠，不暇梯級，謂「洙泗所講，前世帝王之典籍賴以存，開物成務之倫紀賴以著」；「《易》、《彖》、《象》，夫子親筆也，《十翼》則訛矣」；「《詩》、《書》，義理所聚也，《中庸》、《大學》則後矣」；「曾子不在四科之目，曰參也魯」，「以孟子能嗣孔子，未為過也；舍孔子而宗孟子，則于本統離矣」。其意欲廢後儒之浮論，所言不無過高，以言乎疵則有之，若云其概無所聞，則亦墮于浮論矣。
百家謹案：《習學記言》存於今者，《序目》而已。內說經共十四卷：《易》四卷，《書》一卷，《詩》一卷，《周禮》、《儀禮》合一卷，《禮記》一卷，《春秋》一卷，《左氏傳》二卷，《國語》一卷，《孟子》一卷，若《記言》原本不知若干卷，惜乎不得見矣！是書前有山陰孫之宏序，葉氏門人。（梓材案：此條錄自朱氏《經義考》，蓋係《學案》原本，而竹垞錄之者。竹垞嘗寓吾郡二老閣，與鄭南溪稱後二老，故得見《學案》原■。又案：是書凡經十四卷，諸子七卷，史二十五卷，《文鑑》四卷，合為五十卷，名《習學記言序目》，非別有全書也。）
（雲濠謹案：陳直齋《書錄解題》謂《習學記言》五十卷：「大抵務為新奇，無所蹈襲，其文刻削精工，而義理未得為純明正大。」然如梨洲及謝山所錄，又何嘗不純明正大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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