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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性的对外战争

 

  忽必烈在中国国内的困难预示着在国外存在同样灾难。对内和对外政策的特点都是缺乏控制。忽必烈曾经执行过的平衡式行政权威仿佛已不复存在。考虑不周的失策几乎成为惯例,不再是例外。无论作为中国皇帝还是作为汗中之汗,忽必烈都面临着无情的压力,不得不用扩大疆域的办法来证明他的品质、优点和敏锐。因此,他进行了几次考虑不周的莽撞的对外冒险。

  对日本的第二次入侵

  这种冒险中最突出的是对日本的又一次远征。在1274年的第一次远征失败以及日本幕府将军多次断然拒绝向中国派出进贡使团之后,忽必烈准备对日本发起另一次入侵。但是,七年后他才得以派出一支远征军,只有在平定南宋之后他才能够把注意力转向日本。

  为这次出征忽必烈选择了多民族的统帅——一位高丽人是水军将领,范文虎是汉军将领,忻都则是蒙古军将领。他为他的将领准备了一支强大的入侵力量:10万军队、1.5万名高丽水军和900艘船。[1]

  元朝军事统帅计划对日本岛施行两路攻击(见地图35)。4万名士兵从中国北部出发,由高丽船运到壹歧岛,与从福建泉州出发的军队会合,然后联合向日本的其他地方发起进攻。然而,因为规模较大的南路军的延误,1281年春季北路军单独出发。6月,北路军占领壹歧岛,并且接着向九州岛进军。同时,南路军最后完成准备并向九州的集合地出发。依靠一支这样强大的军队和这种势头,胜利应该牢牢在握。[2]

  然而这次远征悲惨地失败了。蒙古统帅和汉人指挥官之间的紧张状态削弱了远征军。作为出征军主体的汉军与这场战争没有重大利害关系,所以在激烈的战斗中未能尽力发挥作用。此外,在九州登陆之后,他们没有采取防范敌人或自然环境的保护措施,他们不得不宿营于开阔地,没有给他们提供既可防御又能向敌人发起突袭的城堡、要塞或城市。两支军队几乎战斗了两个

  月,但是没有出现明显的胜负。接着一场自然灾害使蒙古人的希望破灭。1281年8月15日,一场台风袭击九州海岸,在这场风暴中蒙古军队几乎损失一半的力量。日本人坚持认为这场台风是苍天为保护他们的国家送来的,它是一场“神风”,是苍天保佑不让日本的敌人征服和占领日本国土。

  这场失败对于蒙古人是一次灾难性的打击。这场失败打破了其战无不胜的神话,忽必烈的臣民现在认识到蒙古人是脆弱的。蒙古人力量的主要基础之一——他们给对手造成恐惧的心理优势——即使没有毁掉也大大动摇了。最大的损害是这场远征中的庞大开支,它马上造成一些税收问题,迫使忽必烈转向汉人憎恨和鄙视的阿合马及卢世荣等财政官员。忽必烈的努力再次暴露他在财政策略上缺乏控制,这在13世纪80年代尤为显著。

  在南亚的战争

  同样,忽必烈在南亚的战争大都未经过深思熟虑并且造成了毁灭性的挫折。这些远征是为满足蒙古人传统的扩张野心以及忽必烈的个人需要,他要通过新的征服对他的合法性提供更坚实的基础。但是他和他的朝廷都没有考虑到蒙古人全然不习惯热带的酷热和多雨、稠密的丛林以及热带疾病。

  早在13世纪70年代(见地图36),在东南亚已爆发第一次战争。1273年,忽必烈向缅甸的蒲甘王朝派出三位使者,要求蒲甘王朝向中国进贡。自称为“3600万战士的最高统帅和每日300盘咖喱菜的巨食者”和拥有3000名嫔妃[3] 自负的暴君那罗提诃波国王,处死了这三位胆敢向他提议对大汗恭顺的不幸使者。1277年忽必烈下令他最信任的回回侍从赛典赤·赡思丁的儿

  子纳速剌丁率军远征,为三位使者的被害报仇。在关键的战斗中,那罗提诃波具有使用大象的优势。纳速剌丁命令他的弓箭手瞄准毫无防护的大象。大象溃散,形势转为有利于蒙古人。[4] 但是没有抓住那罗提诃波本人,在没有彻底平定蒲甘的情况下,纳速剌丁返回中国。

  接着忽必烈转向占城(大致相当于今天的越南南部),占城的国王阇耶辛诃跋摩(Jaya Indravarman)四世和蒙古人是敌对的。这位占城国王拒绝向元朝进贡并且斥责忽必烈的几位使者。忽必烈的反应是于1281年派遣广东一位主要官员唆都进行讨伐。唆都率领100艘战船和5000名士兵的军队在占城的海岸登陆,但是这位国王采用游击战阻止蒙古人的前进。接着忽必烈决定寻求安南(今越南北方)的合作,以反对安南的南方邻居。尽管已向忽必烈的朝廷派出使者,但是安南国王陈日烜不想让蒙古军队通过他们的领土到达占城,他激烈抵抗由唆都和忽必烈的儿子脱欢率领的蒙古军队。游击战、炎热和疾病使入侵者付出沉重的代价。在越南边境思明(Ssu-ming)的决定性战斗中,蒙古人被击败,唆都战死。

  1286年和1287年进行的由纳速剌丁和忽必烈的孙子也先帖木儿率领、后来脱欢亦加入的第二次远征,甚至到达河内,但是由于炎热和不利的环境被迫撤军,这使忽必烈大发雷霆。但是安南国王和占城国王认识到如果他们不答应对大汗形式上的承认,蒙古人会继续侵扰,因此他们开始进贡,从而蒙古人在80年代后期结束了对他们的远征。[5] 1287年,忽必烈派他的孙子也先帖木儿再次讨伐蒲甘“傲慢”的国王。这次战争是成功的,国王那罗提诃波被推翻,而他的继任者向蒙古朝廷进贡。但是这次远征耗费巨大,并且很难说蒙古人的花费是有道理的。

  更著名的和更惊人的对爪哇的战争,也难以证明是有道理的。1289年,忽必烈派出一位名叫孟琪的使者要求爪哇屈服。爪哇国王葛达那加剌害怕元朝夺去他对东南亚香料贸易的控制,以在这位不幸的使节脸上刺字作为答复。忽必烈利用这个事件作为发动对爪哇的军事远征的借口。看来他没有从对日本的海上远征的失败中吸取教训。他再次装备一支庞大的远航军队去惩罚对他的使者采取暴力的统治者。1292年远征军从泉州出发,第二年年初大部分军队在爪哇登陆。由于爪哇的反叛军队趁机对葛达那加剌的薄弱地区发起进攻并且杀死这位国王,最初远征军极为成功。葛达那加剌的女婿韦查耶王子向蒙古军队“降服”,并且保证帮助他们粉碎反叛。他这样做了但接着又背叛蒙古远征军。他伏击一支庞大蒙古军队,迫使其他军队撤退并且返回中国。[6] 忽必烈的又一次远征遭到失败,远征的巨大开支又在朝廷日益严重的财政问题上火上浇油。

  吐蕃和东北的叛乱

  在忽必烈理应直接管辖的地区爆发叛乱也许进一步加剧了他的逐步失控。这些对他的权威的挑战对忽必烈要求作为中国皇帝及帝国大汗是沉重的打击。忽必烈的最坚定可靠的吐蕃同盟者八思巴1280年去世,几年后在吐蕃发生第一次暴乱。1285年八思巴的萨斯迦教派的对手必里公教派反叛,1290年忽必烈必须派出一支惩罚性的军队去恢复萨斯迦教派的权威,也就是恢复蒙古人的权威。[7] 第二次叛乱在东北爆发,由东北的蒙古指挥官乃颜领导,乃颜和忽必烈在中亚的敌人海都结盟。忽必烈肯定认为乃颜的威胁至关重要,因为他本人亲自率军征讨这位叛将。马可·波罗声称他的军队由46万人组成,这肯定是一个极其夸大的数字。[8] 无论如何,忽必烈征募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尽管年老有病,他自己仍然坐在安置在四头大象背上的轿子里亲自前往战场。1287年秋天,双方相遇,在一整天战斗中双方势均力敌,但是傍晚形势转而对聂思脱里教徒乃颜不利。忽必烈抓住他并且将他处死。

  [1] [653]《元史》,卷11,第226、228页。

  [2] 在[661]陈邦瞻的《元史纪事本末》中,有关于这次征日本的简述,颇有用处,见第25—31页。

  [3] [338]谢利·迈登斯、卡尔·迈登斯:《阳光城:难得访问的缅甸蒲甘城》,第79页。

  [4] [328]慕阿德、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第1卷,第289—290页。

  [5] [653]《元史》,卷14,第286、289、303页;卷15,第311、326—327、330页;卷16,第333页。

  [6] 关于蒙古人对爪哇的远征,见已经过时但还未能完全被取代的[160] W.P.格罗内瓦特:《1293年蒙古人对爪哇的征服》。

  [7] [545]特里尔·V.怀利:《吐蕃的第一个蒙古征服者再释》,第131—132页。

  [8] 见[373]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注释》,第2卷,第788—789页:[330]闵宣化:《蒙古诸王乃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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