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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昊（嵬名囊霄，景宗），1032—1048年
1032年，当他的儿子将凉州并入党项帝国之后不久，李德明在夏天去世了。［1］ 虽然宋朝史料中对李元昊的记载常常带有浓重的流言和传说色彩，但是从汉文史料中可以了解到的有关这位党项首领的情况，却要比其他所有西夏统治者加起来还要多。李元昊自幼就通晓汉、蕃佛典、法律、占卜，并精于军事谋略。即位伊始，他在政治、社会、文化诸领域发起了一场大胆的改革运动，意欲增强党项统治者的权力，进而力求表明自己独特卓异的地位。此外，这位傲慢的君主还特别希望宋朝承认他与契丹统治者的地位相等。但是，李元昊牺牲与契丹的联盟关系，发动与宋朝间的长期的消耗战争（1039—1044年），换来的不过是一些局部的胜利。李元昊中央集权政策（也许还有疏远宋、辽的政策），在西夏招致了强烈的反对，并最终使他遭到暗杀的结局，同时也使西夏的中央权力大大分散。然而，李元昊无疑是最具天才、最富想象力的党项统治者，无论是在人民大众的头脑里，还是在西夏的政体结构中，都有他留下的难以泯灭的印记。
历史学家不能确定在1038年之前，这位新君主的活动的具体年代，但通过几次象征性的活动，基本上可以勾勒出他所从事的活动的大体轮廓。首先是改姓。991年，宋朝曾赐李继迁赵姓，而契丹还使用着古老的李姓。李元昊继位之后，将党项皇室李姓改为党项姓氏嵬名，而宋朝当局还继续使用着皇族赵姓。自李元昊改姓后，党项统治氏族中所有“内”亲都采用“嵬名”为姓。嵬名元昊还接受了“兀卒”的衔号，兀卒这个词在党项语中相当于党项皇帝或可汗，汉语将其释为“青天子”（“天之青子”或“青天之子”）。［2］ 其次，为了避父亲的名讳，元昊还改变了宋朝在西夏境内行用的年号。不久，嵬名元昊就开始在西夏推行一套独立的、行用汉地政权职官术语的、具有汉族风格的职官衔号系统，但是所有的职官衔号都有与其相对应的党项名称。
在嵬名元昊土著化的革新措施中，最有名的是他在1034年左右发布的剃发的法令，据载，“初制秃发令，元昊先自秃发，及令国人皆秃发，三日不从令，许杀之”。
剃去头颅顶部的毛发，将前刘海蓄起来，从前额垂到面部两侧，在亚洲许多民族中（朝鲜、鲜卑、渤海等）都可以见到这种发式的不同变体。与此比较而言，据说古代羌人是将头发松散地垂覆在面部。我们似乎可以认为，颁发秃发令的目的，主要是要改革“落后”的羌俗，并将西夏的国民与辽、宋、吐蕃等邻人区别开来。［3］
嵬名元昊还颁发了有关服饰的规定，凡文官武将、庶民百姓都各有所服。从西夏的服饰令中，可以看出吐蕃和回鹘对党项的影响。［4］
1036年左右，西夏颁行了党项文字，这一事件的意义要比以上列举的改革重要得多。一般来说，都将党项文字的创制和完善归功于党项学者野利仁荣（西夏名将野利遇乞和旺荣兄弟的男系亲属），但是创立党项文的工作可能在李德明统治时期就已经开始，并持续进行了许多年。党项文字由六千多个字构成，行用于政府机构和学校，在这些学校里，同时还开始了将汉文和藏文文献翻译为党项文的工作。一百多年后，“制蕃字师”野利仁荣在1162年被封为广惠王。从11世纪40年代起，在西夏与宋朝的交往中，就出现了西夏贵族和官衔名称的党项文形式，为了让类似西夏官员和与其地位相当的宋朝官员平起平坐，这些官衔只是在宋朝对外机构和外交文件中使用（采用汉文音译）。［5］ 虽然这些文件的党项文本并没有能够保留下来，但至少有许多官职名称（大多数的含义还不清楚）借助于宋朝载籍得以保留至今。
嵬名元昊在军事和行政领域的改革奠定了党项国家政治构架的基础。元昊力图在西夏政权内推行文、武官分开任命的双轨并行制度，这种制度在辽朝久已为人所熟知。在这种制度之下，西夏的汉族臣民必定会乐于在官僚机构中供职，而在军事上则理所当然地保持了党项精英的统治权。然而，文武分途的结构在党项政权中并不十分清晰，而且在党项政权的构成中也没有发现明显地类似于辽政权的缜密的两面官系统，所以文武分途并不能为分析党项政权的构成提供适合的基准。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辽模式没有对党项政权的创制产生影响，而是说这个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
早期党项军队的战斗力主要依赖于由部落首领控制的独立的军队（溜），而这些军队往往都处于高度分散的状态。为了加强对军事首领的控制，嵬名元昊颁发了一整套军事规章，目的是要解决诸如征兵、训练及奖惩之类的问题，然而他并没有放弃传统的部落长者议事的习俗。据载，嵬名元昊“每举兵，必率部长与猎，有获，则下马环坐饮，割鲜而食，各问所见，择取其长。”［6］
其他一些措施反映出了当时党项边界的扩张和军事力量的壮大。西夏分作12个称为“监军司”的军事区域，其中六监军司为左厢，治夏州以东，辖治国家东半部；六为右厢，名义上治甘州，辖治西半部（见地图12）。
这种独特的内亚结构，也是吐蕃在凉州的军事组织的特色，而且很可能正是吐蕃人为党项的军事组织类型提供了范例。每一监军司照例由“贵戚豪右”中任命三名官员充任首领（关于他们的治所，参见地图12）。次一级的官职由普通党项人或汉人担任。高居于整个结构之上的是左、右厢的两名首领，这个职务通常是由王族或王后的戚属担任，他们的权势几乎可以与一国之君相提并论。这些部落寡头政治集团的代表者与君主嵬名间的关系，逐渐不可避免地演变成了一种你死我活的关系。
在嵬名元昊统治的鼎盛时期，党项军队的数目达到了15万到30万，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被指派去保卫边境地区和内部战略要地，从而分别处于这个或那个监军司的管辖之下。当决定要调
军队时，由中央政权派信使用银牌向被调动的将军发出指令，由将军从征兵册中召集需要的兵员。所有身体强健的15岁至60岁的男性公民，都有服兵役的义务。［7］ 接受银牌，就意味着遵奉君主征召军队的要求。此外，党项统治者还经常与将军们在战前盟誓，嵬名元昊在1038年就曾这样做过。
十二监军司建立之后，逐渐演变成了地方政府的最重要的机构。除此之外，党项统治者还改组和扩大了来源于宋朝制度系统的官僚机构。嵬名元昊创建了中书省（主政）、枢密院（主军）、三司（理财）和御史台（监察），此外，十六司在名义上也是在尚书令的监理之下。这些官署的最高职务是由汉人或党项人担任的。其他一些职官采用了党项官称，如同最高军事职务一样，这些官职显然也是为党项统治集团的精英专门设置的。［8］ 但是在汉官名称的表象后面，西夏政府机构的实际运作情况究竟如何，仍然是模糊不清的。例如，我们对西夏政府的财政活动几乎一无所知。
在1035—1036年间，西夏军队发动了对青海的吐蕃人、兰州附近的部落以及河西回鹘的战争。在上文中，已经讨论了旷日持久的征服河西的战争。吐蕃与党项在湟水谷地进行过几次激烈而持久的战役，双方都遭受了严重的损失。虽然没有征服青唐，但是嵬名元昊还是利用唃厮啰与其年长的诸子以及被杀害的前大臣之子间的日渐疏远的关系，孤立了这位吐蕃首领，并迫使他临时撤退到了青唐以西的地区。此后，党项军队挺进兰州，确保了后方一线免遭吐蕃的袭扰，切断了吐蕃与宋朝的联系。后来他们甚至深入到了马衔山（今临洮县以北），修筑堡塞，守卫这一地区。［9］
大体上就在这一时期，尤其是在1038年之后，宋朝试图与吐蕃建立联合战线来抵御西夏，但是这一努力实际收效甚微。对于西夏来说，唃厮啰的衰落最终将意味着更大危险的降临，因为它并没有能够阻止宋朝在11世纪末年对这一地区的吞并。
对于反对他的政策和统治的人，嵬名元昊总是迅速而果断地采取行动，在许多记载中都保留了这方面的实例。1038年秋天，正当嵬名元昊准备最后公开登基称帝时，最高军事首领（嵬名）山遇率领军队逃入宋朝边界，寻求庇护。但是宋朝将山遇引渡给了元昊，被元昊处死于宥州。山遇和他的弟弟是元昊的“从父”，曾担任西夏军队左、右翼的首领。这次事件表明，嵬名元昊急于摆脱宋朝属国地位的行为，在西夏内部遭到了广泛的反对。宋朝拒不接纳山遇则说明，尽管宋廷对西夏统治者充满了疑虑，但他们最终还是不愿因为隐匿所谓的背叛者而违反与西夏订立的和约。［10］
嵬名元昊的登基最终还是按照预定计划进行。首先，元昊假作要盟誓进攻宋朝鄜延路，会同诸首领歃血为盟，将血与酒混合盛在骷髅中，饮酒为誓。然后，野利氏兄弟野利旺荣（又称刚浪陵）和野利遇乞分别被任命为西夏军左、右翼的首领，以取代此前图谋叛逃的元昊的从父。野利氏兄弟不是皇位继承人的母亲野利皇后的叔叔就是她的兄弟。他们掌握了西夏的大权，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11］
1038年的十月，元昊正式即位，称大夏皇帝，时年30岁。他宣布了新的年号，而且同时还为父、祖追谥了帝号和庙号。此后，新皇帝巡幸西凉府（西夏对凉州的正式称谓）祠神，并积极调兵遣将，做好了军事上的准备。与此同时，元昊派遣特使携书信前往宋都，通报西夏建国的消息，并请求宋朝承认西夏为友好而享有独立自主地位的西邻。书信写作者明确希望达到的目的，其实只有通过战争手段才能实现。
此前，宋廷对元昊称帝已有风闻，所以对夏使的到来并不十分惊异。宋仁宗（1022—1063年）没有采纳处死西夏使团成员的建议，表示愿意接受普通的礼节，但是拒绝接受驼、马等礼物。同样，夏使也“不肯受诏及赐物”，被护送返回边界。后来，仁宗下诏削夺了元昊的官爵，并关闭了所有的边市。嵬名皇帝也将宋朝所赐袍带并一封“嫚”书送返宋廷，声言：［12］
藩汉各异，国土迥殊，幸非僭逆，嫉妒何深！况元昊为众所推，盖循拓跋之远裔，为帝图皇，有何不可？
此后，双方立即开始了谈判，以解决在党项统治者的地位及其名份方面的分歧，到1044年才最终达成协议。与此同时，两国都投入了一场破坏甚钜的消耗战争，这场战争因党项人取得了三次较大的胜利而特别引人注目。左翼首领野利旺荣作为党项首席谈判代表，先后与宋朝的范仲淹（989—1052年）、庞籍（988—1063年）等人在延州进行了和谈。
到1042年，因为西夏统治者拒绝在给宋朝的书信中称臣，谈判在中途被搁置。但是也就在这一年，辽朝进行了外交干预，党项军队也令人惊奇地击败宋军，从而打破僵持局面。［13］ 这时，契丹人迫使宋朝进一步在关南做出领土上的让步——关南是河北地区的一个战略楔入点，可以直接威逼开封。在接受契丹人这些要求的过程中，宋廷极力主张由契丹人向他们的属国西夏施加压力，调解自己与西夏的矛盾关系。宋朝还进一步秘密向庞籍授意，只要西夏统治者向宋朝称臣，宋朝就接受西夏提出的议和条件，而且元昊还可保留本民族的“兀卒”的称号。
1043年初，党项统治者在致宋仁宗的书信中，就双方间的关系提出了一种新的表述程序：“男邦泥定国兀卒曩霄上书父大宋皇帝”，“邦泥定”似是西夏党项名的异译（汉文写作“白上国”），“曩霄”则是元昊本人的新名字。宋朝一位大臣指出，这种表述不过是当时在宋、辽外交往来中使用的类似程式的翻版。［14］ 最后，宋朝否决了元昊的新建议。
数月之后，宋朝也提出一些条款，其中特别强调党项君主可以称“主”（高于王，低于帝），接受“岁赐”。不久，西夏一方回复宋廷，提出了11项要求，其中包括增加岁赐数额、给予党项使节更多的贸易特权、允许在宋朝境内出售白盐等。宋人再次发现，党项人又模仿了契丹的先例。辽朝以他们最初要求的关南的土地作为交换条件，已经满意地使宋朝增加了财政援助数额。这种明显的仿效行为使宋廷确信它的两个北方邻人西夏和辽是勾结串通在一起的。这种认识使宋廷很快就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因为仅仅一年之后，宋朝猜想的这两个同盟伙伴之间就因一些反叛的党项边境部族而爆发了战争。
当党项皇帝最终同意接受称“臣”的地位之后，宋廷扩大了居住在开封的政府邸店里的党项使节的贸易权，并增加了岁赐的数额，但是党项盐的买卖却并没有合法化。［15］ 1044年五月，正当和谈完成之际，契丹人就以追击反叛的边境部族为名，入侵到了西夏境内。党项人大胆地谋求与辽、宋同等的外交地位的行为，也许是导致契丹发动讨伐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辽廷提出了不要立即与西夏议和的警告，宋朝谨慎地拖延对嵬名元昊的册封。但是当得知契丹被打败之后，宋朝就马上采取主动，派遣使节在1044年冬天与西夏达成了和约。
除了上文提到的诸点之外，宋、夏条约还议定西夏在宥州，而不是在党项都城接待宋使，规定会见使节时，采用与接待辽使相同的宾客礼。恢复边境榷场。岁赐总数25.5万：其中绢15.3万匹，茶3万斤，银7.2万两。［16］ 但是宋、夏和约中对边界问题存而未议。由于未能划定一条清楚的边界，为双方日后的激烈争端留下了深深的隐患，直到宋朝北方领土尽陷于金，宋、夏双方没有了共享边界之后，这一争端才得以消弭。
与此同时，西夏与契丹间的战争仍在继续。党项统治者巧妙地挫败了辽朝的三次入侵之后，又赶快明智地缓和了与恼羞成怒的辽廷的关系。［17］ 虽然双方关系暂时得以缓解，但是几年之后，争端再起，我们甚至不能肯定，辽朝是否正式册封过嵬名元昊的继承人谅诈。
［1］ [588]《宋会要辑稿》，卷33，礼41，12b。大多数记载将李德明之死系于冬天，即宋朝最初得知死讯的时间。
［2］ 关于李（嵬名）元昊的姓和称号，见[644]《宋史》，卷485，第13993页；[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1，16b；卷122，9b；[771]吴天墀：《西夏史稿》，第30—33页；[345]尼古莱·A.聂力山：《西夏语文学》，第1卷，第48—49页。关于内亚和中国皇帝称号的讨论，见[34]彼得·A.布德勃格：《达颜、成吉思和单于》。
［3］ [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5，14b；[355]冈崎精郎：《西夏李元昊及其秃发令》。
［4］ [644]《宋史》，卷485，第13993页；[699]王忠：《论西夏的兴起》，第21页；[771]吴天墀：《西夏史稿》，第205页；[496] A. P.捷伦捷也夫-卡坦斯基：《党项人的外表、服装和器具》。
［5］ [771]吴天墀：《西夏史稿》，第203、215—217页。关于党项文字的创制和创制者，见[266]克恰诺夫：《西夏史纲》，第259—262页；[345]聂力山：《西夏语文学》，第1卷，第79—80页；[347]西田龙雄：《西夏语的研究：西夏语的再构成与西夏字的解读》，第2卷，第539—540页的英文简介。
［6］ [644]《宋史》，卷485，第13993页；[771]吴天墀：《西夏史稿》，第200—219页。
［7］ 关于西夏军队，见[644]《宋史》，卷485，第13994—13995页；卷486，第14028—14029页；[771]吴天墀：《西夏史稿》，第200—219页；[266]克恰诺夫：《西夏史纲》，第115—132页。
［8］ [644]《宋史》，卷485，第13993页；[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0，23b。
［9］ [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7，17b—18a；卷119，第16—17页；[644]《宋史》，卷492，第14161—14162页。
［10］ 关于山遇的叛乱，见[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2，8a—9a；[574]司马光（1019—1086年）：《涑水纪闻》，卷12，1a—2a。
［11］ 关于野利氏，下文将具体予以讨论。关于元昊即位典礼，见[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2，8b、10b—11a、14b—15a。
［12］ [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5，11a—b。有关后来的战争与谈判经过，见[771]吴天墀：《西夏史稿》，第59—71页；[261]克恰诺夫：《宋夏战争》。
［13］ [492]陶晋生：《余靖和1042—1044年宋对辽、夏的政策》。范仲淹收入[139]《宋人传记》，第1卷，第321—330页和[800]《宋人传记资料索引》，卷2，第1648—1652页。
［14］ [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9，6b—7a；[644]《宋史》，卷485，第13998页。
［15］ [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2，8a—13b；[771]吴天墀：《西夏史稿》，第69—71页。
［16］ [846]黄庆云：《关于北宋与西夏和约中银绢茶的数量问题》。
［17］ 关于契丹对夏的入侵，见[644]《宋史》，卷485，第13999—14000页；[645]《辽史》，卷19，第230—231页；[577]胡道静编沈括（1031？—1095年）：《梦溪笔谈校证》，第787—7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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