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导航中国古代社会

首页 经部 史部 子部 集部 专题 今人新著

上一页 目录页 下一页

 

(五)士大夫的呼吁和活动

 

  中国知识分子,有关心国家大事的历史传统。有的人面对政治实际问题,考虑解决的理想和办法;有的人投身政治实际中去,献身政治斗争。

  东汉后期的知识分子,面对政治腐败,社会动乱,经济衰退这些严峻的现实,思想上自然不能不起波动,他们要考虑这些问题,探讨出路。

  东汉知识分子中,王符、崔寔、仲长统的政治思想是有代表性的。他们对当时政治提出过批评,也提出了解决设想。

  王符,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人,生卒年月不详,他的活动主要在和帝、安帝时期。(公元89—125年左右)。他和当时的学者马融、窦章、张衡、崔瑗都有友好往来。他的著作有《潜夫论》三十多篇,基本上保存下来了。他的书我们前面不只一次的引用过。在他的书里,王符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了东汉社会政治的黑暗和腐败。

  对东汉的豪门政治、吏治腐败、选举不实、用人不当等现象,王符是极为不满的。针对东汉政治腐败,任人唯亲,他提出贤人政治,认为只有贤人被任用,国家才能得治。他说:“身之病,待医而愈;国之乱,待贤而治。”(《潜夫论·思贤篇》)。又说:“凡有国之君,未常不欲治也,而治不世见者,所任不贤故也。”(《潜夫论·潜叹篇》)。他看到东汉的地方官多是无能无德,“所治多荒乱”(《潜夫论·三式篇》),他强调“牧守大臣者,诚盛衰之本源也。”(同上)。他极为赞扬西汉宣帝的“明选守相”,“重其刑赏”(同上)。他赞扬宣帝,正是对东汉地方政治腐败、官吏贪污的批判。

  针对东汉政治的腐败、官僚贵戚的无法无天,王符主张法治。他说:“法令赏罚者,诚治乱之枢机也,不可不严行也。”(同上)。又说:“法者,君之命也。”(《潜夫论·哀制篇》)。但他的思想核心仍是正统的儒家思想,理想仍是德教,主张法治与德教不可偏废。他引用孔子的话说:“昔者仲尼有言,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潜夫论·三式篇》)。东汉政治现实需要猛,需要法治。就德与法两者的关系说,王符认为德教高于法治,最理想的政治是德教而不是法治。他说:“法令赏罚者,乃所以治民事而致整理尔,未足以兴大化而升太平也。”(《潜夫论·本训篇》)。他说:“上圣不务治民事,而务治民心。”(《潜夫论·德化篇》)。“圣人甚尊重德礼,而卑刑罚。”(同上)。这些话都反映王符主张法治,是针对东汉的政治而言的,他的理想仍是德化。

  崔寔的时代稍晚于王符。他的生年不详,死于灵帝建宁中,(公元170年前后)。他的著作有《政论》。

  崔寔的父亲是东汉中叶的“宿德大儒”(《后汉书·崔瑗传》)。范晔把崔寔和他的祖父崔骃,父亲崔瑗合为一个传,说:“崔氏……儒家之林”(同上)。他祖父和父亲分别作过外戚窦宪、梁冀的属吏。但在思想上,他却突破了世家豪族显赫权势对他的影响,成为大胆批判当时腐朽社会政治的进步思想家。范晔论《政论》这部书时还说:“言当世理乱,虽晁错之徒不能过也。”(《后汉书·崔瑗传》)。范晔看到崔寔思想里有法家的影响,所以又拿西汉“学申商刑名”之子的政治家晁错来比他。《隋书·艺文志》就把《政论》列作法家。

  把崔寔说成法家是错误的。崔寔的思想受有法家影响,受有东汉腐败政治现实的影响,所以他的法治思想好像比较突出。但他更受有儒家的影响。崔寔和王符一样,是主张霸王道杂用的。这是汉代进步思想家的共同特点。

  崔寔认为政治是要随着时代客观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他批评“俗人拘文牵古,不达权制”(《政论》见《后汉书·崔寔传》),动不动就要效法尧舜。他说:“圣人执政,遭时定制,步骤之差,各有云设。”(同上)。就是说圣人执掌政权,要按照当时条件、需要,制定政策。

  如何整治东汉的腐败政治?崔寔是主张法治的。他说:今既不能纯法八世,故宜参以霸政,则宜重赏深罚以御之,明著法术以检之。自非上德,严之则理,宽之则乱。……孝宣皇帝……严刑峻法,破奸轨之胆,海内清肃。……元帝即位,多行宽政,卒以堕损。……政道得失,于斯可见。”(同上)。崔寔的时代晚于王符,正是桓灵时期东汉政治最坏的时代。宦官已上台,宗亲子弟布满地方,贪污不法。生于斯时,目睹斯政,所以他的法治思想,比王符更强烈。但从思想深处看,他是儒家而不是法家。他用养身来比喻治国。他说:“为国之道,有似理身,平则致养,疾则攻焉。夫刑罚者,治乱之药石也;德教者,兴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残,是以梁肉理疾也。以刑罚理平,是以药石供养也。”(同上)。德教刑罚,应该并用,何时用德教,何时用刑罚,应该依照当时社会政治客观条件来定。针对当时东汉社会政治情况,就要用法治。在东汉当时社会政治腐败情况下,要奢谈尧舜三皇五帝,结果只不过“多为累而已”(同上)。即都是废话,是多余的。

  但在崔寔的思想体系里,德教与法治还是有轻重的。从上所引他的话,“今既不能纯法八世,故宜参以霸政”和“自非上德,严之则理,宽之则乱”来看,按形式逻辑推理,如果条件达到能够纯法八世,达到上德,也就应该纯法八世,实行德教了。所以他的思想核心是霸王道杂用,而又以德教为最高理想。

  仲长统生于灵帝光和二年(公元179年),死于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这年汉献帝被迫让位给曹丕,东汉结束。

  仲长统的主要著作为《昌言》,有十二卷,流传下来的不过十之一二,十之八九已佚失。仲长统对东汉外戚,宦官专政之害,非常痛恨。他说自刘秀把权力集中在皇帝和尚书台以后,“权移外戚之家,宠被近习之竖。亲其党类,用其私人。内充京师,外布列郡。颠倒贤愚,贸易选举。疲驽守境,贪残牧民。挠扰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乱离斯瘼。……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昌言·法诫篇》、见《后汉书·仲长统传》)。

  仲长统和王符、崔寔一样,认为应当德教、刑罚霸王道杂用。他说:“德教者,人君之常任也;而刑罚为之佐助焉。古之圣帝明王,所以能亲百姓,训五品,和万邦,藩黎民,……实德是为,而非刑之攸致也。至于革命之朝运,非征伐用兵则不能定期业;奸宄之成群,非严刑峻法则不能破其党。时势不同,所用之数亦宜异也。”(《群书治要》45《仲长子·昌言》)。

  东汉几个思想家,王符、崔寔、仲长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的政治思想,在最高理想上都是德教,而具体到他们的时代——东汉,又都主张要法治才能解决问题。

  汉代儒家正统思想,阴阳五行,灾异祥瑞那一套说教,对仲长统有影响。如他认为东汉“阴阳失和,三光亏缺,怪异数至,虫螟食稼,水旱为灾,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昌言·法诫篇》,见《后汉书·仲长统传》)。

  仲长统虽然受有这套思想的影响,他却强调“人事为本,天道为末”(《仲长子·昌言》见《群书治要》卷45)。他骂那些“知天道而无人略者,是巫医卜祝之伍,下愚不齿之民也。信天道而背人事者,是昏乱迷惑之主,复国亡家之臣也”。(同上)。他说,王者只要把政治弄好,“则天地将自从我而正矣,休祥将自应我而集矣,恶物将自舍我而亡矣。”如果政治腐败,“虽五方之兆,不失四时之礼;断狱之政,不违冬日之期,蓍龟积于庙门之中,牺牲群于丽碑之间,冯相坐台上而不下,祝史伏坛旁而不去,犹无益于败亡也。”(同上)。

  王符、崔寔、仲长统出身都不是世家豪族,崔寔以外都没有作过大官,在政治上都是不得意的,没有机会实行他们的政治思想。他们对外戚、宦官政治都有强烈的反感。他们的霸王道杂用思想和对儒家的批判,是对外戚宦官腐败政治的抗议和批判。但在东汉世家豪族统治时期,这只是微弱的呼声而已,并没有引起大的反响。

  这些高级知识分子——思想家,一般都是置身于实际政治生活之外的,他们批判外戚、宦官政治的腐败、黑暗,到此为止,他们没有参加政治活动。但在他们书房纱窗之外,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活动家们,都要于呼喊说教之外,投身实际政治活动了。

  上述三位思想家之外,面对东汉末年的政治腐败,东汉后期知识分子的思想行径,大体可以分为三派。一派是行动派,激昂慷慨,投身反黑暗统治的斗争中,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范滂可谓此派代表人物。一派有救国之志,却知时不可救,忧国忧民,欲动且止。郭林宗是此派领袖。另一派则知时不可救,救则自取杀身无益时事。申屠蟠、徐穉可谓此派代表。

  《后汉书·徐穉传》:“(徐穉)谓(矛)容曰:为我谢郭林宗,大树将颠,非一绳所维,何为栖栖,不遑宁处?”

  《后汉书·申屠蟠传》:“京师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讦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节下之。太学生争慕其风,以为文学将兴,处士复用。蟠独叹曰:昔战国之世,处士横议,列国之王至为拥篲先驱,卒有坑儒烧书之祸,今之谓矣。乃绝迹于梁砀之间,因树为屋,自同傭人。”

  徐穉、申屠蟠都不仕。两人都多次被公卿辟、皇帝征,都不就。两人都不是个人主义隐逸者,而是看透了政治的不可为。观徐穉所谓“大树将颠,非一绳所维”;申屠蟠所谓“阬儒烧书之祸,今之谓矣”,对政治的无前途都是很清楚的。时代没落,使人意志消沉。

  郭林宗也和徐穉一样,深知大树将颠。有人劝林宗仕进,林宗说:“吾夜观乾象,昼察人事,天之所废,不可支也。遂并不应。”(《后汉书·郭太传》)。但他对世事似又未能完全绝情。徐穉让茅容告诉郭林宗,“大树将颠,非一绳所维。何为栖栖,不遑宁处!”从这里可证郭林宗还是有意“栖栖”的,不能忘情世事的。葛洪批评郭林宗,虽恨酷谑,但观察是深刻的。他说郭林宗是:“益欲立朝则世已大乱,欲潜伏则闷而不堪。或跃则畏祸害,确尔则非所安。彰徨不定,载肥载矅。而世人逐其华而莫研其实。”(《抱朴子·正郭篇》)。此种批评,未免诛心过苛。葛洪曾引稽生对郭林宗的评价。稽生认为,郭林宗“知人则哲,盖亚圣之器也。及在衰世,栖栖惶惶,席不暇温,志在乎匡断行道,与仲尼相似。”此稽生可能是稽康。他对郭林宗的评价,我认为是深知林宗之心的。知识分子自古有悲剧,郭林宗虽然得保首领以殁,但报国无门,对知识分子来说也是悲剧了。

  消沉的总是少数,东汉末年的士大夫阶层的主流是反对政治黑暗,以澄清时局为己任的。他们之中,有的已作了官,有的是大学生。

  西汉武帝为博土官置弟子五十人,这可以说是太学的开始。元、成时期太学弟子有一千人,一度到三千人。东汉顺帝以后,发展到三万多人。知识分子总是敏感的,他们目睹政治腐败,愤怒忧虑,发而为激烈的政治活动。这时正是桓、灵时期,宦官专政。士大夫知识分子反对的矛头,直指宦官。

  大学生的政治要求,得到官僚世家豪族的支持,也得到外戚集团的支持,因为外戚本来就是世家豪族中的一部分,末期的外戚如窦武、何进都是在世家豪族支持下反对宦官的。太学生反对宦官的活动,和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桓帝时的外戚窦武,官僚世家豪族集团中的陈藩、李膺,都和太学生合作。

  桓帝永兴元年,“衣冠世家”的朱穆为冀州刺史。宦官赵忠在冀州界内违制葬埋他的父亲。朱穆发棺检验,并收捕其家属。桓帝大怒,下诏以朱穆输作左校。

  此事激怒了太学生。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诣阙上书,他们说:“施刑徒朱穆,处公忧国,拜州之日,志清奸恶,诚以常侍贵宠,父兄子弟布在州郡,竞为虎狼,噬食小人。故穆张理天网,补缀漏目,罗取残祸,以塞天意。由是内官咸共恚疾,谤讟烦兴,谗隙仍作,极其刑谪,输作左校。天下有识,皆以穆同勤禹、稷而被共、鲧之戾,若死者有知,则唐帝怒于崇山,重华忿于苍墓矣!当今中官近习,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运赏则使饿隶富于季孙,呼噏则令伊、颜化为桀、跖。而穆独亢然不顾身害,非恶荣而好辱,恶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纲之不摄,惧天网之久失,故竭心怀忧,为上深计。臣愿黥首系趾,代穆校作。”(同上)。

  桓帝览其奏,乃赦免朱穆。

  朱穆乘机建议废除宦官,选用士人。他上疏说:“案汉故事,中常侍参选士人。建武以后,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来,浸益贵盛,假貂珰之饰,处常伯之任。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权倾海内,宠贵无极,子弟亲戚,并荷荣任。故放滥骄溢,莫能禁御。凶狡无行之徒,媚以求官;恃势怙宠之辈,渔食百姓。穷破天下,空竭小人。愚臣以为可悉罢省,遵复往初,率由旧章。更选海内清淳之士明达国体者,以补其处。”(同上)。

  桓帝当然不会采纳朱穆的意见。

  桓帝延熹五年,在凉州和羌人作战的将军皇甫规因拒绝和宦官来往,被诬入狱,论输左校。朝廷官僚和大学生三百余人到朝廷为皇甫规申冤,皇甫规被赦出。

  太学生和官僚反对宦官的活动越来越激烈,他们相互以名节相砥励,以名节相标榜。社会上出现一种评论政治的风气。《后汉书·党锢列传序》说:“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围命娄于阍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覈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

  在当时政治人物中,声望最高最受尊崇的有李膺、陈蕃、王畅三个人。太学中流行着三句话:

  天下模楷李元礼,

  不畏强御陈仲举,

  天下俊秀王叔茂。

  元礼、仲举、叔茂,是他们三人的字。评论政治,评论人物,形成一种风气。他们不避豪强,谁都批判。李膺的声名高,能得到李膺的接待,就被称为“登龙门”,一下就身价十倍。

  桓帝延熹九年,李膺和太学生二百多人以互相交结,诽谤朝廷,图谋不规的罪名被捕。虽然由于窦武等人的营救,得到释放归田里,却终身禁锢,不得为官。

  桓帝死,灵帝即位,窦武、陈蕃辅政。他引用李膺、杜密等人到朝廷作官。他们想诛杀宦官,谋计泄露,反为宦官杀害。宦官大兴党狱,李膺、杜密、范滂等一百多人,都死在狱中。妻子徙边,附从者和五服内亲属都被禁锢,不得作官。

  窦武、陈藩死后,郭林宗哭之于野,恸,叹曰:“人之云亡,拜国殄瘁。瞻乌爰止,不知于谁之屋耳。”(《后汉书·郭泰传》)

  次年,郭林宗死。汉末士大夫,砥励名节,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雄心壮志。他们把希望寄托在窦武、陈藩的主政上。依当时的政治条件,他们不是没有胜利的可能。但书生造反,三年不成。他们没有政治斗争的经验,他们失败了。

  这次斗争失败后,知识分子由激昂变为消沉,但也还没有完全消沉。此后,清谈之风兴起。清谈有两种趋势。一面是不无积极因素的人物品评,一面却是为魏晋清谈玄学开路了。

 

上一页 目录页 下一页

 

Powered by www.guoxue123.com © Copyright 2006.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