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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周人的早期生活

 

  周人早期生活和活动的地区,是现在陕西中部西安以北以西到甘肃东部边境。这片地方,北有泾水,南有渭水,西边地势稍高,东边比较平坦,宜于农业。战国时人编纂的《禹贡》,分全国为九州,这里属于雍州。《禹贡》说雍州地方“厥土惟黄壤,【11】厥田为上上,厥赋中下”。田是一等的田。因为人口少土地荒的多,赋是中下第六等。如今由于历代树本砍伐,地面水分容易蒸发,黄土组织松疏容易流失,抗旱能力差,常常出现干旱,影响农业收获。但在古代,西北地区原是草原、森林密茂地区,土地肥沃,农业生产力是高的。

  周人生活在这一地区,从远古传说时期起就是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传说中周人的第一代祖先后稷就是以农艺著称的,《史记·周本纪》说:“弃(后稷名)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传说中的后稷的时代,大约在传说中的尧舜之际。《周本纪》说:“尧……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刮,有功。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谷。’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

  后稷的传说,反映周族由母系氏族进入父系氏族的开始时代。历史上不一定有后稷其人。但周人历史上总有一个由毋系氏族进入父系氏族的转变时代,后稷所代表的就是这个时代。后稷的母亲是姜原。《诗·大雅·生民》:“厥初生民,时维姜嫄。”传说,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悦,欲践之,践之听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牛马过者,皆辟不践;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弃之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初放弃之,因名曰“弃”。(见《史记·周本纪》。并参看《诗·大雅·生民篇》)。这个神话般的传说,反映后稷有母无父,这正是母系社会的史影。自后稷“别姓姬氏”,周族开始进入父系氏族时期。

  姜原,传说是有邰氏女。《诗·大雅·生民》的《毛诗》说:“邰,姜原之国也。”《说文》:“邰,炎姓之后姜姓所封,周弃外家国。”姬、姜两姓,是世代互为婚姻的两个氏族部落。公亶父自豳徙于岐下时是“爰及姜女,聿来胥字”的(《诗·大雅·【12】绵》)。从《左传》的记载看,春秋时期,姬、姜两姓的贵族还是互为婚姻的。姬姓女子嫁给姜姓,姜姓女子嫁给姬姓。

  邰这地区,根据传说是周族最早的活动地区,也是姜姓的活动地区。地点约在今陕西武功县西南一带。这一带是宜于农业的地区。

  后稷之后有不窋。他的时代约当夏后氏末期。《国语·周语上》载祭公谋父的话:“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用失其官,自窜于戎翟之间。”《史记·周本纪》说:“后稷卒,子不窋立”,显然是无稽的。古人注释已明其“不合事情”(《索隐》),“实难据信”(《正义》)。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说:“不窋故城在庆州弘化县南三里,即不窋在戎狄所居之城也。”(见《史记·周本纪》注)。唐代庆州弘化约当今甘肃庆阳县境。

  不窋之后,有公刘。公刘是周族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有重要地位的人物。《史记·周本纪》说:“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诗·大雅·公刘》,就是赞美公刘迁豳的事迹和功业的诗篇。汉代毛亨所作的《传》和郑玄的《笺》,都说公刘是从邰迁到豳(今陕西旬邑和邠县)。但不窋已自邰“奔于戎狄之间”,上引《史记·周本纪》也说“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公刘应是从戎狄之间迁豳,不当是从邰迁豳。

  《公刘》诗分六章。它反映了周人在公刘时期的飞跃发展。首章:“笃公刘,匪居匪康,乃埸乃疆,乃积乃仓,乃裹餱粮,于橐于囊,思辑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大意是:公刘要迁往豳地了,作了些迁居的准备,带了能带的粮食,“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的上路了。二章:“笃公刘,于胥斯原,既庶统繁,既顺乃宣,而无永叹。陟则在巘,复降在原。何【13】以舟之,维玉及瑶,鞞琫容刀。”大意是:到了豳地,看到这是个繁庶的地方,公刘认为这地方可以安居,不必叹息怀念旧居了,查看了高处,又查看了平地。“何以舟之”以下一句,不懂何意。三章:“笃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冈,乃觏于京。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大意是:到了流水多的地方,看到了广阔的原野。登上南冈,看到哪里是可以定居的高地。四处原野里,处处聚集着周人,他们讨论着如何定居下来。四章:“笃公刘,于京斯依,跄跄济济,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执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饮之,君之宗之。”大意是:定居下来了,举行了庆祝宴会,族中有体面的人物,都就坐了,告诉那些群辈,从牢里捉了猪来,向公刘献酒献食,公刘是他们好族长(宗)和好首领(君)’。五章:“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这一段最重要,但也最难解,争论也最多。“其军三单”和“彻田为粮”,就争论最多,而这也正是理解早期周人社会和生活的带有关键性的问题。

  丁山教授认为:“其军三单”的“单”是“★”字的传写之误。他说:“《大雅·公刘》说周公刘时代的军队‘其军三单’。这个‘单’字,汉以来的经学大师,绞尽脑汁不得其解。我认为单实★字传写之误。三★,犹满清之四旗八旗,其组织应与武丁时代‘三师’相同。”(丁山:《殷商氏族方国志》,见《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1956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第62页)

  刘家和教授另有新解释,他说:“按《说文》‘军,圜围也。四千人为军,从车从包省。军,兵车也。’所说大概不是‘军’字的本始义。《左传》宣公十二年,‘晋之余师不能军。’杜注:“不能成营屯。’《国语·晋语八》:‘以藩为军’。韦注:‘藩,篱落也,不设垒壁。’《左传》昭公十三年,‘乃藩为军’,杜注:【14】‘藩,篱也。’《战国策·齐策一》:‘军于邯郸之郊。’高诱注:‘军,屯也。’这些都说明‘军’为营屯之意。王筠说:‘军之所以从勹车者,古者车战,故从车。以《左传》乃藩为军推之,知军者即今之营盘,必有营垒周乎其外,故从勹。’(见《说文释例》)。应该说,王氏此说对《说文》作了最好的解释。所以这里的‘军’,不是指其人员,而是指其营地。至于‘单’,于省吾先生于《释四单》一文中说:‘四单的单字应读作台,单台双声故通用。台乃后起字。’(见《甲骨文字释林》第131页)。我赞成此说,还可以补充一些证据。《越绝书·吴内传》:‘习之于夷,夷,海也;宿之于莱,莱,野也;致之于单,单者,堵也。’单是与海、野相对举的一种地形。《礼记·礼器》:‘家(按指大夫之家,不能与诸侯比)不龟,不台门。’郑玄注:‘阇者谓之台,陆德明《释文》:‘堵本又作阇。’孔颖达疏:‘两边筑阇为基,基上起门曰台门。’可见台就是堵(阇),就是单。其军三单,就是说营地设在三块台地上。前面‘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就是为了选定周人居住的营地。”(《说〈诗·大雅·公刘〉及其反映的史事》,见北京师范大学成立八十周年纪念《史学论文集》,1982年4月)。

  对“其军三单”的解说,就举丁、刘两家。我赞成刘家和教授说,“其军三单”,“就是说营地设在三块台地上”。这大约是不易之论了。

  刘说受有马瑞辰的启发。马瑞辰说:按《逸周书·大明武》篇,“堕城湮溪,老弱单处。”孔晁注:“单处谓无保障。”是单即单处之谓。“……其军三单”承上“相其阴阳,观其流泉”言之,谓分其军,或居山之阴,或居山之阳,或居流泉之旁,故为三。公刘迁豳之始,无城郭保障之固,故谓军为单耳。(见《毛诗传笺通释》)。刘称赞马瑞辰,“此说颇有新意,能启发人”。说“马瑞辰贯通诗文前后以求索解的方法是正确的。”【15】(《说〈诗·大雅·公刘〉及其反映的史事》)

  对“彻田为粮”也有不同解释和理解。有的学者认为彻的意思是“治田”。“彻田为粮”的意思是整理土地生产粮食。许倬云教授说:“公刘实行彻田为粮,彻字确义至今仍难解决。不过这句诗的上下文当连着一起读。(略)。此中有相度地形,安置军旅的意思。‘彻田为粮’当可能如胡承珙所说是治田名意(胡承珙《毛诗后笺》,见《皇清经解续编》)。彻,固亦可解作税法,但《诗·嵩高》有‘彻申伯土田’、‘彻申伯土疆’句,《江汉》有‘彻我疆土’句,彻均指整治疆界,不必拘泥于‘贡助彻’的税法解,当然更不必着重在税法一义上,解释为‘剥削’原居了。”“周人在公刘时代大约是一个由族长率领的武装移民,到达豳地之后,始将土地分配各人,整治田亩,以求定居。”(见许著《西周史》第54页)。

  徐仲舒教授认为:彻是彻取公社土地十分之一作为公田。他说:“公田、私田原来都是属于原始公社的公有财产。公刘时代周部族征服这些原始的农业公社,彻取公社土地十分之一作为公田,谓之彻。彻是彻取,如诗‘彻彼桑土’,‘彻我墙屋’,都是彻取之意。《大雅·笃公刘》之诗曰:‘度其隰原,彻田为粮’,这是彻法的开始。……凡此彻田,彻土田、土疆,都是彻取公社土地的一部分作为公田;它只是为藉助人民进行生产粮食的准备,并不是征收什一的生产税。”(见徐著:《试论周代田制及其社会性质》,载《四川大学学报》1955年第二期,已收入三联书店1956年版《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间题论文选集》)。

  刘家和教授大体同意徐仲舒教授的话,又发表自己的见解说:“不论公刘是否征服当地部落,从公社中彻取一部分田地作为‘公田’,这是原始社会解体和阶级社会开头一段时期普遍存在的一种情况。例如,古希腊有一种田地名曰Temenos,原义就是‘彻割出来的’或‘划出来的’土地。在荷马史诗中,军事首领们握【16】有这种土地,以后的希腊神庙拥有这种土地,甚至迈锡尼时代的国王也有这种土地(这已为线形文字乙的材料所证明)。……彻田在历史的这一时期并非中国特有的现象。”(见《说〈诗·大雅·公刘〉及其反映的史实》)

  以上三家对“彻田为粮”的解释,是接近史实的。

  《公刘》最后一章:“笃公刘,于豳斯馆,涉渭为乱,取厉取锻。止基乃理,爰众爰有,夹其皇涧,遡其过涧,乃旅乃密,芮鞫之即。”大意是:要在豳营建居处了,乃过渭河取木石材料,营建的基础弄好了,人众安定下来了,逐渐向水边发展了。

  由《公刘》一诗看来,公刘时的周族社会已有了贵族和平民的分化。跄跄济济的是贵族,捉豕于牢的是平民。人们还在一起商讨徙居大事,在一起宴会,但族长和首领,已安于受尊崇的地位。从这首诗看,这时期的周族,大约尚处于原始社会的末期,氏族中逐渐有了贵族、平民的分化,但还没有进入阶级社会。

  公刘之后,有公亶父。依《史记·周本纪》所记的世系,公亶父是文王的祖父。这又是周族历史上一个重要人物。公刘以后到公亶父之前,大约周族历史上有一段停止不前的衰落期。公亶父又“复修后稷、公刘之业”。(《史记·周本纪》)。公亶父为了躲避戎狄的攻击,又自豳迁于岐下(今陕西岐山县境)。公亶父时期,周族社会有很大发展。据《大雅·绵》诗,公亶父到岐下后,首先整理土疆调理农业。“曰止曰时,筑室于兹,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亩。”公亶父在豳时,还是“陶复陶穴(钱穆先生谓“陶复淘穴”四字是衍文,见《燕京报》第1O期《周初地理考》),未有家室”的。到了岐下周原,开始筑宫室,作神庙。《诗》说:“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家室。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百堵皆兴,瞽鼓弗胜。”“乃立皋门,皋门有伉;乃立应门,应门将将。”另外还立了大社,动众出征,要先告社。“乃立冢土,戎丑攸行。”毛【17】《传》说:“冢土,大社也;起大事,动大众,必先有事乎社而后出。”郑《笺》略同。

  从《绵》诗里,我们看出周人到岐后的几点发展变化。族长、首领的地位,更为突出。他有了与众不同的宫室,有了高大巍峨的宫门,有了庄严的宗庙。尊祖庙是为了尊祖宗,尊祖宗是为了尊活着的首领。族长、首领的地位,更从成员中突出出来。二、城邦国家的雏形,逐渐显露出来。《绵》诗说到筑宫室、皋门、应门、宗庙,和这相应的一定有筑城邑。《史记·周本纪》就说:“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营筑城郭而邑别居之,这是城邦的雏形。作五官有司,就是《绵》诗所说的司空、司徒。司徒、司空,都是在最高族长、首领左右生长出来的一些执事的人。最高族长首领的地位突出起来,权力大起来,集中在他身上的事务也多起来。这些事务,贵族是不屑作的,首领也不乐意让贵族来作。他用些他左右的身分地位低的人,更能突出他的权力地位。在由氏族部落向国家转化的过程中,在王的左右出现一些执事官,他们一般不是贵族,但随着王权的成长,他们的权力也大起来,也成为贵族。公亶父时期出现的司空、司徒,都是些低下的执事官。郑玄《笺》说:“司空、司徒,卿官也;司空掌管国邑,司徒掌徒役之事。”司空、司徒,只是管领工徒的人。到了汉代,首领族长演化而为皇帝,司空、司徒都成了朝廷三公。但只有封侯,他们才有贵族身分,不封侯,仍是平民。公亶父时期,筑城郭邑居,有了司空、司徒,城邦国家有了进一步发展。

  公亶父开始,周人一路发展下去。周人势力强大起来,和商的矛盾逐渐多起来。《诗经·鲁颂·閟宫》:“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大王就是公亶父,是他开始灭商的准备工作的。但这时的商,仍是强大的。周对商,还远非敌手。公亶父的儿子文王的父亲季历,就是被商纣杀死的,文王也【18】曾被囚于羑里。

  文王时期,又是周族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在他的晚年,他连年对外征伐,征服了周围许多部落。《史记·周本纪》说:“西伯,盖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殷之祖伊闻之惧,以告帝纣,纣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明年,西伯崩。”戎是古代漫居在山西、陕西等地的一个大民族,在河南的西部也有戎人和华夏人杂居着。文王所伐的犬戎,大约在岐的附近。密须,古密国,在今甘肃灵台西。耆,即黎国,在今山西黎城县东北。邘,在今河南沁阳县西北。崇,依史念海教授,“颇疑崇国得名,由于嵩山,嵩山也作崇山。崇国如系由嵩山得名,当在嵩山之下。”文王伐犬戎、密须,巩固了周国的后方。耆、邘,在河北,周取得耆、邘,威胁殷都朝歌。崇和商的关系密切,地居周人东向发展的中途。而且崇是强国,周和崇有多年的仇怨,也有多年的战争。周文王灭崇国以后,才扫清征讨商的中途障碍,才能进而作邑于丰。《诗·大雅·文王》中《皇矣》、《有声》等篇,都歌颂了文王伐崇的武功。如《有声》篇:“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可见伐崇灭崇在周人发展道路上的重要性。

  文王时期,周人还沿着汉水东下,在汉水流域建立了一些姬姓城邑。这一切说明;文王时,周人的势力已相当强大。它的活动范围已西到今甘肃东部,南到汉水流域,东到今山西南部和河南西部,出现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话。

  文王时期,社会阶级分化也有发展。《左传》昭公七年:

  “周文王之法,有亡荒阅,所以得天下也。”范文澜先生说:这是一条搜索奴隶逃亡的法律,谁的奴隶归谁所有,不许藏匿。(见《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第132页)。《左传》这句话是楚国申无字对楚灵王说的。楚灵王作章华宫,纳亡人以实【19】之。无字的阍(看门的)逃到章华宫去。无宇要去捕人,楚王的有司不许,反把无宇送去见楚王,引起无宇说了上面一段话。从原文看,把“亡”解释为奴隶固然可以,解释为其他身分的人如私属也无不可。不管如何解释,阶级分化有发展,大约已是当时历史大势所趋。因为阶级分化有发展,有了奴隶,有了奴隶逃亡,也有了对逃亡奴隶的搜捕。

  但文主时代的社会生活仍然是比较落后的。《周书·无逸》篇,是周公教训成王不要好逸恶劳的文字。他劝诫成王要知道稼穑的艰难。他说殷的先王都是勤劳治国的,享国时间长寿命也长。后世不知稼穑之艰难,惟耽乐是从,从而享国时间短,寿命也不长。然后说到文王,说“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一般把这句话解释为:文王卑其衣服,以就田功,以知稼穑之艰难。我认为是可以的。对照前后文,文章是衔接的。《楚辞·天问》有:“伯昌号衰,秉鞭作牧。”秉鞭作牧这句话的原始意思,当然是拿着鞭子放牧牛羊。把人比作牛羊,把管人的官称作牧,这是“牧”的后起之义。把这句话和《无逸》篇“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结合起来看,文王大概是还亲自参加劳动的,又种田又放牧。

  通过征服,文王得到很多部落的臣服。但灭商的大举却留给了他的儿子——武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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