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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中国文学

 

  中国文学亦可称之为心学。孔子曰:"辞达而已矣。"不仅外交辞令,即一切辞,亦皆以达此心。心统性情,性则通天人,情则合内外。不仅身家国天下,与吾心皆有合,即宇宙万物,于吾心亦有合。合内外,是即通天人。言与辞,皆以达此心。孔子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言而文,则行于天下,行于后世,乃谓之文学。何谓文?此涉艺术问题。故文学亦即是一种艺术。

  古人生事简,外面侵扰少,故其心易简易纯,其感人亦深亦厚,而其达之文者,乃能历百世而犹新。后人生事繁,外面之侵扰多,斯其心亦乱而杂,其感人亦浮而浅。抑且时地事物虽已变,而人心犹常,后人为文,遂多援用古人语,实获吾心,言之不啻若己出,则三复之而不厌矣。今国人疑其为蹈常而袭故,务守旧而不开新。实则全部中国文学史,遂如枝叶扶疏,潜而寻之,一干一本。此心既犹故常,言辞又何待开新。

  人之性情必有所向。先之则父母子女之长幼相依,兄弟姊妹之平等相随。继之则有夫妇男女之异性相恋。实则一家即一己生命之往前而扩大,兄弟姊妹或缺或无,人则必由父母而生。年长则必有婚配,始得为成人,有意义有价值,以异于他人而成其为一己。或生而父母丧亡,长而未有婚配,则为人生一憾事、一不幸。

  人之性情,实即人之生命。而父子夫妇两伦则最见性情之真。至于身,则仅生命寄存之工具。食衣住行,视听言动,为我生命之维持与表现,非即我生命之内涵。生命必与生命相接触,而有家国天下,乃有父子夫妇兄弟三伦外,复增有君臣朋友两伦。生命接触不止人与人,乃有宇宙万物,禽兽虫鱼草木,山水土石。人之性情亦多接触于此而发,乃若此等亦同有与己相类似之生命。吾之生命乃若无往而不在,故"君子无入而不自得"。

  以上所言,可读古诗三百首而得之。亦贵本于以上所言以读古诗三百首。此下中国全部文学则尽从此诗三百来。故中国古人又称文心。文心即人心,即人之性情,人之生命之所在。故亦可谓文学即人生,倘能人生而即文学,此则为人生之最高理想,最高艺术。

  西方人则驰心于外,中国古人所谓之放心。心放于外,则所见尽为事事物物,而不见有一己之生命。自古希腊之小说戏剧起,直至于现世,亦大体无变。重生命,言性情,则无可尽言,无可详言,并有无可言之苦,实即无可言之妙。抑且有心之言,则心与心相通,亦不烦多言。故中国文学务求简。陶渊明诗:"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此最中国文学之至高上乘处。

  诗三百,首《关雎》,第一句"关关雎鸠"四字,关关乃雎鸠和鸣之声,而雎鸠雌雄恋爱之情,亦即此而在矣。如古希腊之小说戏剧,言及男女恋爱者何其详,何其尽。抑且此一对男女之恋爱,与另一对男女之恋爱,又必求其相异而不同,乃得成其为另一篇小说与戏剧。此之谓文学之开创。中国诗人只言关关雎鸠四字,即人类男女恋爱之真情蜜意,亦已一语道尽,可无多词。故中国古人婚礼,必诵《关雎》之诗。今人乃谓中国人不知恋爱,故文学中不言恋爱。实则中国文人非不言恋爱,乃从生命深处性情深处言,乃可一言而尽耳。

  而且中国文学,必求读者反之己身,反之己心。一闻雎鸠之关关,即可心领而神会。如读西方小说戏剧中恋爱故事,则情节各异,不相类似。故西方文学贵创作,人各说一故事,说了千百件,件件不同,而读之不厌。但各故事尽在外,非本之作者一己之性情。中国则不然,一切文学皆自著者一己之性情发出。读者不反之心,而求之外,则若千篇一律,无新奇、无创造,乃若其陈旧而可厌。

  西方文学从外面事物求其独特奇异,而多出捏造,离奇曲折,紧张刺激,挑动人心,而实出于人之性情之外,乃必如是以为快。中国人贵从内心同处言,寻常平实,而其可乐可喜,可哀可怨,有更深入更生动者。孔子即以诗教,宋代理学家言吃紧为人,亦无不知欣赏文学。即如周濂溪光风霁月,程明道如坐春风,人生即如文学。而理学家之能诗能文,超出于一般诗人文人者亦多。此见中国文学实即一种人生哲学。今必分文学哲学而为二,斯其意义与价值,惟各见其减,不见其增矣。

  中国道家言实多通于儒家。而中国文学中尤多道家言,如田园诗,山林诗,不深读庄子老子书,则不能深得此等诗中之情味。是则欲深通中国之文学,又必先通诸子百家。故曰徒为一文人,斯无足观。今人则一慕西方,专治文学,欲为一文学专家,以此治中国文学,宁得有当。

  佛法东来,中国高僧出家,多为慈悲救世,不为生老病死而厌世。其僧院修行,亦多中国情味。翻译印度经典,及其创为经论,如《大乘起信伦》等,皆绝精妙之散文。禅宗号为不立文字,但其故事则可谓皆成极高尚之文学小品。如慧可向达摩求心安一则,苟以羼入《世说新语》中,亦可为上乘之选。慧能则俨是一传奇人物,《坛经·行由品》,亦显见为一极佳之短篇小说。此下禅宗诸派大师,亦莫不传奇化。其故事流传,亦莫不小说化。即身成佛,立地成佛,亦皆诸禅师一种出格之文学人生,即艺术人生,亦即哲学人生矣。是则宗教亦成文学化艺术化哲学化,而相通为一。要之,则是中国之人生。寒山子以诗人为僧,即以僧人为诗,而其诗乃为后代所爱诵。其他僧人能诗者,历代皆有。韩愈最辟佛,而当时僧人登其门乞讨一诗一文者不绝。柳宗元尤多佛门文字。韩愈之徒李翱,则以古文阐佛义,后人或推尊其在韩愈之上。而如欧阳修苏东坡,皆自称居士,此即如居家为僧。唐三藏法师玄奘,更许其徒不出家为僧,从事翻译,转为其门下一高僧。为僧为儒,为佛为圣,皆从性情中出,此仍中国传统。故中国僧人亦皆好中国文学,而中国文人亦好诵佛书,交僧友。如刘勰之著为《文心雕龙》,即其最佳一例证。

  中国人生既求文学化,文学亦求人生化。佛教东来,但为中国人生增辟一新途径,亦为中国文学创立一新境界。此须深通中国文化内在深义,乃能认识其相通处。仅从外面形名貌相上,慕效西化,好作分别,则无可得之。故道释两家之在中国文学史上,虽不能与孔孟儒家成鼎足之三,但亦有其文学上之成就。今日专意欲为一文学家,封闭其一己之意识,摒弃一切旧文学于不顾,则亦无以语之。

  小说家在先秦为九流十家之一,此后演变,亦渐成为文学之一部分。然后起小说,仍不失古代小说家言之传统。中国之集部,本源先秦之子部,此亦其一例。唐代人应科举,先作温卷,好为传奇,投之先达,期能上公榜。而佛家如《目连救母》等故事流播,则为近人所称俗文学白话文学开先路。宋代如《三朝北盟汇编》诸书,则史书而亦几近小说化。于是乃有元季施耐庵《水浒忠义传》章回小说之出现。其称忠义传,则小说而慕为史书化。中国人好求通,为学亦然,此亦其一证。清初金圣叹乃有《六才子书》之选,以《西厢记》、《水浒传》上媲屈庄马杜。文不论雅俗,体不论古今,一部中国文学史先后承续一贯会通。圣叹所见,为治旧文学者所不同意犹可,而今日国人提倡新文学者读《水浒传》,圣叹批注乃摈不阅,是亦其自我意识好自封闭之一例。

  元曲承自宋词,又演为戏剧,又继之以明代之昆曲,清代之平剧,于是小说与戏剧,乃成为中国文学中之一部分,一支派,而盛大流行。其实亦可谓平剧亦上承古诗三百首而来,风雅颂亦有演有唱,其与后起戏剧依然是一贯相通,一脉相承。必当认识中国文学之生命,乃能认识中国民族之文化生命。今人则一刀两断,元曲以前称之曰旧文学,元曲以后始称之曰新文学。旧文学死去,新文学始诞生。但实是同一生命,姑不论。而今日国人之提倡新文学,实视元曲以至平剧一段之演变,仍属旧文学。必承续西方乃得谓之新文学。是则中西之分,即新旧之分。凡中国皆属旧,凡西方始是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今日中国以后之大命,则惟有系之西方矣。从器物观点言,则有新陈代谢。从生命观点言,则当继续成长。父子相传,亦同一生命,故中国人讲孝道。若必除旧布新,认父为旧,子为新,除了父,何来子,又何家祚可传。西方乃一工商社会,故贵创。今尚创,其古亦早尚创,故古希腊亦仍为今西人所尊。中国乃一宗法社会,故贵袭。今吾国人欲袭西方,乃怪古人不能袭希腊,乃转自今来承袭希腊,如模仿奥林匹克运动会而以圣火导其先,乃始得谓之新,谓之是人生,是文学,是艺术,岂不大可怪乎。

  大体言之,中国乃广土众民大一统之民族国家,所谓统者,乃自上而统下,故其文学亦自上而下。古希腊小市寡民,其文学亦自下而上。中国人重生命相通,故其文学亦重心性,自内而外。西方人重事物相异,故其文学亦重于异,鄙其同。即言平剧,脸谱服装,台步动态,歌唱道白,皆于相异处会通和合同为一体,主要在其剧情。而剧情则主在人之心性。孝悌忠信,凡属人心,无不皆同。西方剧情则重外在之事物,必求其相异。平剧中脸谱亦非人生之真面目,其歌唱亦异于人生之真言辞,则脸谱与歌唱亦即是一创。宋代理学家气象二字,乃可为之说明。理学家重要在指出圣贤气象,平剧则表演寻常各色人之气象。此亦一气相通,有其大传统之所在。

  晚清曾国藩编有《古文四象》一书,亦以气象论古文。然非逐篇朗诵,以声音贯通之,则不易得其阳刚阴柔分别之所在。观气象,又必兼以辨音声,斯则古文亦与平剧用意相通。其实自诗骚以来,辞赋诗词何一不重音声,又何待至于戏剧而始然。此又中国文学古今传递一共通点。今人提倡白话诗白话文,唱之诵之,无声调,无情味。又模仿西方人为话剧,把日常现实人生依样葫芦搬上舞台,重事不重情,事非真事,则情亦非真情,与中国文学传统之意义价值乃迥异。中国人生则期望其能文学化,艺术化,亦即可谓期望其能戏剧化。人生而真能如戏剧,现实人生一如舞台人生,岂不回肠荡气,可歌可泣,为人生大放一异彩乎。此诚中国人生中国文学一至高之意义价值所在,戏剧亦其显明之一例。

  故居今言文学,果真欲提倡新,莫如复兴旧。古代诗骚乃其含苞初放期,唐宋则其群艳灿烂期,明清则其凋谢零落期。然终为同一花朵,同一生命。器物可以除旧布新,生命则有起死回生。贞下起元,循环往复,一阴一阳之谓道,此惟中国人能知之,能言之。韩昌黎言:"好古之文,好古之道也。"昌黎能文起八代之衰,今人提倡新文学,宜当于昌黎有所师法。昌黎又言不平则鸣。今人提倡新文学,亦若于古人旧文学有不平,惜乎其不能鸣,则待后起能鸣者再鸣之。果有能鸣者,亦恐非若今之新文学之所为矣。

  大匠能与人以规矩,不能与人以巧。中国人之道,即是一规矩,时时地地人人事事所不能离。《中庸》言"道不可离,可离非道"。文学亦不能例外。自古文学中演变出平剧,乃为文学与艺术一大结合,而其规矩乃益显。每一剧之出场人员,自跑龙套以至于生旦净丑诸角,乃至于二胡三弦锣鼓声乐,全由一规矩中来。自其登台,一步一坐,一振衣,一举手,一颦一笑,无不在此一共同规矩中演出。剧中主角则为此规矩之中心。如谭鑫培梅兰芳,演技各有千秋,此皆在规矩中见巧。他人虽同规同矩,却不能有此绝技,有此奇巧。中国之艺术然,文学亦然。推而广之,无大无小,以至于修齐治平,同无不然。天地自然乃是一大规矩,圣人合德,乃是一大技巧。庄周所谓"神欲行而依乎天理",孔子所谓"知天命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皆是也。今人则欲打破传统,创造新格,文学如此,其他一切全如此。乃视修齐治平亦如写一篇白话文,务求人人能之,又务使人人不蹈袭故常,惟意所向而能之。此非人人为一天帝,人人为一创造主,又何以达此理想。

  西方人不重传统重创造,故能于科学外又创造出哲学,又创造出文学,而此诸学则又不断各有其创造。韩昌黎曰:"识古书之真伪",如屈原始为真,宋玉则不免有所伪。伪者,人为,而有失于道之真。屈原《离骚》,文与人一,其人即在其文中,始为真。宋玉求工其文,不能工其人,人在文外,是为伪。扬雄早年为辞赋,晚而悔之,曰:"雕虫小技,壮夫不为。"乃模仿《论语》《周易》,作为《法言》与《太玄》,此亦扬子心中一真伪之辨。如司马相如作为辞赋,在其辞赋中,不见司马相如其人,此即雕虫小技。读《论语》、《周易》则见孔子文王其人矣。陈子昂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子昂乃一诗人,诗若为文学中一小技,然前有古人,后有来者,子昂心中乃有其一大传统之存在,为同时他人所不知,乃独怆然而涕下。故虽文学,虽艺术,亦贵有独知,为他人所不知。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愠。"又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是则必待有后生之知矣。以此心境,乃能知中国之文学,而岂不知有己徒求通俗大众化之所能与知。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此非曹孟德之诗乎。当时曹孟德统军八十三万,南下荆州,而东吴大敌在前,进退两难,月夜不眠,偶此散步,闲眺林野,得此十六字。曹孟德之心情,藉以抒写。此之谓文心,此之谓诗情。司马迁言:"离骚者,犹离忧也。"曹孟德此十六字,亦其一时之离骚矣。

  至于统军八十三万南下之一事,前曹孟德之生几千年来无之,继曹孟德之死几千年后无之,此如天上浮云,偶此一现。曹孟德只自写心情,何暇写此身外事。抑且中国传统,身外事待后人执笔,不许当事人自有叙述。屈原《离骚》,亦仅写屈原当时一己之心,不涉及屈原当身其他之事,此乃中国文学一特征。

  后曹孟德八九百年,乃有苏东坡,谪居临皋,筑为一雪堂,往来其间。偶逢月夜,漫游赤壁。曹孟德当年此十六字之心情,则正亦苏东坡此刻之心情。曹孟德苏东坡,其人其事互不同,而其一时之心情则同。苏东坡漫游中,忆及曹孟德此十六字,不啻若自其口出。中国人所谓之立言不朽,此亦其一例。

  "客有吹洞箫者,其声乌乌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苏东坡当时正有此一可泣可诉,有怨有慕之心情。客之洞箫声,乃与曹孟德此十六字之诗,同样即是东坡之心情。乃历近千年之人间世,与此广大无垠之宇宙而融凝如一。则东坡之赋赤壁,同时即赋此广大无垠之天地,赋此悠久之人生,而岂仅赋其一己一时之心情。故孔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无此心情,则无兴无观无群无怨之可言矣。

  抑东坡游赤壁,乃一己私人事,故可赋。屈原之与曹孟德,其及身事涉政治,不限私人者,则不可赋。其实苏东坡之居临皋雪堂,亦有事涉政治,不可赋者。后人为东坡诗文笔记编年,合而观之,乃见东坡此游之真实境况,而此赋中之心情乃益显。此之谓文学中之考据,亦即据其背景而考其心情。若考苏东坡游赤壁非即曹孟德当年之赤壁,则无当文心,无当诗情,所考亦非所必考。

  如读《论语》,"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读《孟子》,"孟子见梁惠王,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岂不已情见乎辞,何必别待详考。然读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孟子列传,详考孔孟身世,其为人,其处境,而《论》、《孟》两书中逐章逐句,乃盛见孔孟心情之所在。人之心情,则必于其身世中见。浪淘尽千古英雄人物,曹孟德之为人,则已为时代浪涛所淘去,然其在八十三万大军中,一时不安之心情,有合于人心之同然,则不为浪淘以尽。故读苏东坡引曹孟德诗,乃可了解何以来治中国之文学。

  西方文学不见作者内在之心情。如鲁滨逊飘流荒岛,非作家自有此心情,乃伪造一鲁滨逊之心情。读者所激动,乃一伪造心情,故所激动亦不深。仅为一时消遣,非如读中国文学,乃一如读者自己心情之抒写。今读者自无心情,仅求消遣,则宜读西方文学,视为新而可喜。

  子贡言:"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凡孔子平日告其弟子,诗书礼乐,皆文章也。即后世经史子集四库之书,亦皆称文章。不仅如此,即如尧舜之禅让,汤武之征诛,一国之典章制度,乃至如一贤人一君子之出处言行,如屈子之沉湘,董子之三年目不窥园,扬子云之下帘寂寂,严光之垂钓富春江,诸葛孔明之六出祁山,鞠躬尽瘁,此亦莫非一时代之大文章。岂止诗歌辞赋,骈散为文,乃始谓之文章乎?孔门四科,游夏文学,亦乃为文章之学,乃称文学,而亦岂诗歌辞赋骈散诸文之始为文学乎?故中国,如屈宋乃至如司马相如诸人,为辞赋家。陶、谢、李、杜为诗家。韩、柳为古文家。而独无文学家之称。今日国人之称文学,则一依西方成规,中国古代学术史上无之。此虽一名称之微,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今日国人竞称中国文学,乃亦以文章为文学,则其厌弃旧文学岂不并孔门游夏文学一科而亦加厌弃,此又不可不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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