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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唐人诗论鸟瞰

 

  本文目的在将唐人关于诗的评论研究作一个鸟瞰。其实,我在讲诗的时候,已随时接触到这一方面的情况,本文只是再综合一次而已。诗论、文论,都属于文学批评,是文艺学的一个专题。关于唐代诗论,已有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方孝岳诸家的专门研究成果,各种版本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讲得都很详尽,读者可以参阅。我也没有能力讲得更多,更好些。此外,陆佩如的《中国诗史》,也讲到过唐人诗论,读者亦可与各本《中国文学批评史》参详。因此,本文只是把唐人诗论作一个简单的提纲,所以名之曰鸟瞰①。

  文学批评,产生于文学繁荣的时代。繁荣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现象。唐诗在继承齐、梁、陈、隋及北朝的基础上,逐渐繁荣,逐渐形成了本时代的文化特征。王、杨、卢、骆以后,诗风大盛,作为唐诗第一个特征的律诗,在声律、体制等各方面都成熟了。从初唐到中唐前期,诗人们所要研究的,主要是格诗的“格”和律诗的“律”。我们合称为“格律”。汉魏以来传统的五言古体诗,唐人称为格诗。格诗要讲究“风骨”。这个名词,到晚唐时,皮日休、陆龟蒙写作“风格”。可知,风格就是风骨。后世文论家没有注意这一字之变,往往把风格与风骨认为是不同的概念,因此就讲不清楚。律诗的“律”,是指音律而言,不是“法律”、“规律”的“律”。所以唐人论律诗,都注意于词句的音乐性。

  初唐时期的诗论,较多的是关于律的研究。齐梁诗人沈约首创的四声八病说,在这个时期被重视而采用了。四声是平、上、去、入。在两句诗中,要使字声和谐,就创造并确定了调声的方法。就是所谓“平仄粘缀”。八病是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都是上下二句之间的声病。例如平头是指上下二句第一字和第二字都同声。如“芳时淑气清,提壶台上倾”一联中,芳、提,都是平声;时、壶,也都是平声。读起来就不美听了。这叫做犯了平头之病。“避忌声病”,也是当时诗人所十分注意的。

  律诗要用对偶句。如何作对,也是初唐人最关心的。上官仪首先归纳出六种对法:(一)正名对(即的名对。如以“天地”对“日月”)。(二)同类对(如以“秋雨”对“春风”)。(三)连珠对(如以“微微”对“漠漠”。又名叠字对,重言对)。(四)双声对(如以“槐黄”对“柳绿”。用双声字)。(五)叠韵对(如以“旁皇”对“尚羊”。用叠韵字)。(六)双拟对(如以“花明柳暗”对“月白风清”)。此后就有人接着研究对法。元兢作《髓脑》,提出六种对法。崔氏提出三种对法,皎然提出八种对法。

  有一个日本和尚弘法大师,在贞元年间来中国求佛法。他也关心中国诗学。抄集了不少中国诗学资料,回国后编成一书,名曰《文镜秘府论》,以供日本诗家借鉴。我国初、盛唐时期有许多研究诗格的著作,例如元兢的《髓脑》,王昌龄的《诗格》,至今均已亡失,幸亏《文镜秘府论》中还保存了一部分。《文镜秘府论》的内容,即以研究声病为主,据此书的记录,八病已扩大到“二十八种病”,对法已增添到“二十九种对”。根据此书所反映的情况,可知唐代初期的诗论,集中于研究律诗的声病及对偶。

  关于诗的风骨与作用,未见有专书论述。但陈子昂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慨叹于“汉魏风骨,晋宋莫传”。“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李白作《古风》诗,也说“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杜甫作《戏为六绝句》,以表示他的诗学观点。他以为作诗应“方驾屈宋”,不应作“齐梁后尘”。这些论调,虽然仅见于片言只语,都分明看得出他们在诗的辞藻及思想内容两方面,都主张恢复到魏晋以上,直到《诗经》、《楚辞》。

  元结编《箧中集》,就是针对当时诗家只讲究声病而不注意诗的内容及作用的。他在序文中说:“近世作者,更相沿袭。拘限声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为辞,不知丧于雅正。然哉?彼则指咏时物,会谐丝竹,与歌儿舞女,生汙惑之声于私室可矣。若令方直之士,大雅君子,听而诵之,则未见其可矣。”他虽然批评近世诗人的“拘限声病,喜尚形似”,但并不否定这种诗。他以为这种“会谐丝竹”的诗,只能用于私室宴会,让歌儿舞女去讴唱,以供嬉乐,而正宗的诗,则必须风骨雅正,为“方直之士”、“大雅君子”所“听而诵之”。这个观点,就为后来白居易把诗分为讽谕、闲适、感伤三类的根据。

  贞元、元和、长庆这一段时期,经梁肃,柳冕、权德舆、独孤及而至于韩愈,古文运动的文艺理论在唐代文学的发展上起了很大的作用。有许多思想观点,从初唐以来已有人分别提到,但到韩愈才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系统。他在捍卫儒道的基本思想上,对文学的社会作用与创作方法,提出了明确的口号。他主张“文以载道”,就是说文学作品要有思想性。一般诗人都以诗的功能为“缘情体物”,即歌咏事物,以抒发性情。“载道”就是对“缘情”的否定。他主张为文要“能自树立,不因循”。又主张为文要“务去陈言”,“词必己出”。都是提倡文学的创造性,反对摹仿古人,反对袭用陈言滥调。这些话都是针对当对文风的弊病而说的。

  白居易对诗的观点,更为积极。他在给元稹的一封长信中痛快淋漓地讲了诗的意义和作用。他主张诗要为政治服务。在上的统治阶级应当“以诗补察时政”,在下的诗人应当“以歌泄导人情”。诗必须通过比兴手法寓有讽刺时政的作用。所谓“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否则,但有美丽的佳句,而不起讽谕作用,无益于治道,那就只是“嘲风雪,弄花草”的无聊作品而已。他说自己在年轻时,做过许多诗,朋友都以为好。其实还没有认识到作家的任务,年长做官以后,与人谈话,常常关心时事;读书史时,多研求政治得失。于是,才知道文章应当为时代而作,诗歌应当为时事而作。这些话,就是说文学创作必须能够反映时代和社会。白居易的诗论,已接近了近代西洋文学中现实主义的理论,但另一方面,也还是继承并发扬了“六义”的传统诗教。

  从韩愈到白居易的诗论,虽然如洪钟震雷,惊动当代。但在同时代诗人的实践中,可以说没有起多大的作用。温飞卿、李商隐反而把绮辞丽句推上了高峰。贾岛、姚合,仍然依靠风云花草,才能成诗。这时的诗家,已不必再研求四声的粘缀和八病的避忌,他们所注意的是搜集许多可以摹仿、抄袭学习的佳句。编成一本摘句图,作为自己的“枕中秘”。例如齐已有《玄机分别要览》一卷,摭录古人诗联,以风、赋、比、兴、雅、颂为分类法。姚合有《诗例》一卷,亦是摘取古人诗联,叙其措意,各有体要。李洞有《诗句图》一卷,取贾岛警句五十联及其他唐人警句五十联。郑谷有《国风正诀》一卷,亦是摭取诸家诗联,分为六门,注明其比兴意义。这些书现在都不传了。现在只存皎然的《诗式》五卷,张为的《诗人主客图》一卷。这两种书,仍是以摘选佳句为主。总之,从中唐后期至唐末,诗学研究都集中在律诗的句法。

  司空图的《诗品》一卷,是唐代诗论中突出的著作。他用二十四首四言诗描写二十四种诗的境界,或说风格,例如他描写“典雅”的诗境云:

  玉壶买春,赏雨茅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

  白云初晴,幽鸟相逐。眠琴绿阴,上有飞瀑。

  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书之岁华,其曰可读。

  诗写得很好。但要从这样一首诗中体会典雅的诗境,至多也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诗铭,我以为不能算是文学批评。

  一九八五年六月十日

  ①“岛瞰”是个外来语,中国原来没有。它是bird—eyeview的译语。如鸟飞空中,俯瞰大地,虽见全形,实在只是一个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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