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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韩愈:山石

 

  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  

  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支子肥。  

  僧言古壁佛画好,以火来照所见稀。  

  铺床拂席置羹饭,疏粝亦足饱我饥。  

  夜深静卧百虫绝,清月出岭光入扉。  

  天明独去无道路,出入高下穷烟霏。  

  山红涧碧纷烂漫,时见松枥皆十围。  

  当流赤足踏涧石,水声激激风吹衣。  

  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羁。  

  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  

  魏晋南北朝,是文学发展倾向于轻浮靡丽的时期,尤其是齐、梁、陈三朝一百年间,诗文都只讲文字之美,而内容空虚,思想庸俗。诗则盛行宫体,文则堆砌骈语。经过初唐的沈佺期、宋之问,盛唐的王维、孟郊、李白、杜甫,诗的风气总算纠正过来了,但文体却还以骈语为主。开元、天宝以后,张说、贾至、李华、独孤及、元结等人,曾有志于改变文风,写作醇朴通畅的新散文,但只是个人的努力,而没有成为风气。到韩愈出来,猛力攻击近体文的陈言滥调,主张写散文要学习“三代两汉之书”,要学习孟子、荀子、司马迁、扬雄的文章。除了他自己的实践以外,他的学生李翱,皇甫湜等人也跟着写作新散文。他们的口号虽是复古,其成就却是在继承先秦、两汉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新的文体,扫荡了六朝以来浮靡骈俪的文风。因此,在文学史上,韩愈的地位,首先是一位古文运动的倡导者。  

  但是,在诗的领域中,韩愈也是一位唐诗的大家。他的作诗,也实践了他对散文的理论:文字要排除陈言滥调,排除隐晦诘曲。思想内容要“言之有物”。就是要求先有情感,然后作诗,不要无病呻S吟Y。这也就是刘勰所谓要“为情造文”,而不是“为文造情”(见《文心雕龙·情采》)。他把诗的语言和散文的语言统一起来,散文里用的词藻,也可以用在诗里。又把散文的语法结构和诗的语法结构统一起来,诗的句法並不需要改变散文的句法。这样,他的三百八十首诗就呈现了一种新的面目:因为不避免散文词语,他的诗里出现了许多人以为生涩、怪僻的词语;因为引进了散文的句法、篇法,他的诗就象是一篇押韵的散文。守旧的人不承认他的诗是诗,说他是“以文为诗”,但无论如何他给唐诗开创了一个新的流派。  

  韩愈的诗,影响了一些同时的诗人,如孟郊、贾岛、卢仝、刘叉、李贺等。这些人又各自有发展和变化,创造了各人独特的风格。但是,在韩愈死后不久,他的影响就消失了,晚唐、五代的诗文,都起了回潮。直到宋代,才有穆修、欧阳修等人起来重振古文运动,而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显然也是韩愈诗派的继承者。  

  宋元以来的诗论家,对韩愈的诗有极不相同的看法。《苕溪渔隐丛话》记沈括和吕惠卿二人谈诗,沈括说:“韩退之诗乃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而格不近诗。”吕惠卿说:“诗正当如是。我朝诗人以来,未有如退之者。”这两人的观点,可以代表历代评价韩诗的两派。苏东坡说:“诗之美者,莫如韩退之;然诗格之变,自退之始。”(《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七引)这句话,和沈括的观点一样。承认韩愈的诗是好的。但是由于他们对于诗有一个固执的、保守的认识,他们从诗的面目看,终觉得韩愈是“以文为诗”。尽管“押韵”,还是文而不是诗。吕惠卿从诗的精神看,肯定诗正应当这样做,尽管用了散文的表现方法,但表现得成为诗了。  

  “以文为诗”,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解释,就是不用或少用形象思维,象散文一样直说的句法较多。诗的装饰成分被剥落了,就直接呈现了它的本质。本质是诗,它还是诗;本质不是诗,它才是“押韵之文”。  

  韩愈的诗,已经一反他以前诗人的规律,极少用形象思维了。但由于他毕竟是个诗人,他的诗有丰富的诗意,所以他还有许多很好的诗篇。《山石》是韩愈的著名作品,可以代表他的七言古诗的风格,我们现在就选讲此诗。诗题《山石》,是用全篇开始二字为题,並不是赋咏山石。  

  全诗二十句,一韵到底。描写他在某一天下午游山,在寺里住了一夜,次日早晨出山归家途中的所见所感。这是一首朴素简净的记游诗。开始用二句叙述游山到寺,一路上都是坚硬的山石,行走在若有若无的山路上,到寺时已是蝙蝠乱飞的黄昏时候了。接着又用二句写寺内景物。走上寺院里的客堂,坐在台阶上休息。由于连日雨水饱足,院子里的芭蕉叶都舒展得很大,栀子花也开得很丰肥。以下便写寺中和尚待客人的情况。和尚和客人闲谈,讲起佛殿里有很好的壁画,说着就取灯火照来给客人看,可是客人能见到的画面不多,因为墙壁年代古远,画面大多剥落或黝黑。于是和尚铺床拂席给客人供应晚饭。虽然饭米粗糙,仍然可以解饥。此下二句写夜晚的情况。夜深了,院子里各种昆虫的鸣声已都停止。客人静卧在床上,看见清明的月亮从山岭背后升起,立刻有亮光照进了窗户。接着用四句描写天明后出山回家的情况:这时晓雾还未消散,独自在山里走,出山又入山,上山又下山,随意走去,没有一定的道路。时时看到红的山花,绿的涧水,煞是缤纷烂漫。还有几人合抱的大松树和栎树。如果碰到溪涧,就赤脚踏石而过,这时水声激激,微风吹衣。最后就用四句感慨来结束:象这样的生活,自有乐趣,何必要被人家所拘束,不得自由自在呢?我们这两三个人,怎么能在这里游山玩永,到老不再回去呢?  

  韩愈在贞元八年(公元七九三年)登进士第后,一直没有官职。贞元十一年,三次上书宰相,希望任用,都没有效果。贞元十二年,在汴州,宣武节度使董晋请他去当观察推官。到贞元十五年,董晋卒,军人叛乱,韩愈逃难到徐州。徐州节度使张建封留他当节度推官。十六年夏,辞职回洛阳。这首诗就是贞元十六年秋在洛阳所作。当时他还是初任官取,已经感到处处受人拘束,因而发出了这些牢骚。结句的“归”字是“回去”之意,有人讲作“归隐”,就和“不更”二字矛盾了。  

  初、盛唐诗人作七言古体,往往喜欢用一些对偶句法。即使在杜甫的大篇七古中,也屡见对句。只有韩愈的七古,绝对不用对句。他只象说话一样,顺次写下去,好象不在语言文字上做雕琢功夫。这就是“以文为诗”的一个特征。但是如果把这篇游记写成散文,字句一定还要繁琐,而韩愈则把他从下午到次日清晨的这一次游览的每一段历程,选取典型事物,用最精简的字句,二句或四句,表现了出来。这就毕竟还不同于散文了。他的叙述,粗看时,好比行云流水,没有细密的组织,但你如果深入玩味,就能发现他是处处有照顾的。“无道路”呼应了上文的“行径微”。“出入高下”呼应了上文的“山石荦确”。“赤足踏涧石”呼应了上文的“新雨足”。在黄昏时看壁画,是“以火来照所见稀”;在清晨的归路上,则看见了山红涧碧和巨大的松栎。前后两个“见”字,形成对比。在一句之中,也有呼应。“蝙蝠飞”,是“黄昏”时候,“百虫绝”,所以“静卧”。只有“吾党二三子”和上文的“天明独去”似乎有些矛盾。他这次游山,恐怕是和两三个朋友结伴同行的,要不然,为什么说“嗟哉吾党二三子”呢?但如果有两三人同行,又为什么说“天明独去”呢?看来这个“独”字,不可死讲,不能讲作“独我一人”,而应该讲作“只有我们几个人”

  。《项羽本纪》叙述沛公兵败成皋时,“独与滕公出成皋北门”。又在鸿门宴上“脱身独去”,其实当时还有从人。这里的独字也是同样用法。  

  何义门(焯)在《义门读书记》中评这首诗云:“直书即目,无意求工,而文自至。一变谢家模范之迹,如画家之荆关也。”这是赞扬作者的创作方法纯用自然,不刻意做作,而达到极高的境界。宋齐时代。谢灵运、谢惠连、谢眺等一派诗人,创造了描写风景的诗,极力模山范水,在选字造句方面,终有费力的痕迹,而韩愈此诗,却如“荆关画派”的白描山水,不用色采渲染。  

  字句精简而朴素,思想内容直率地表现,使韩愈的七古有一种刚劲之气。施补华在《岘傭说诗》中评云:“七古盛唐以后,继少陵而霸者,唯有韩公。韩公七古,殊有雄强奇杰之气,微嫌少变化耳。”这也可以说是公论。杜甫以后,韩愈的七古,确实可以独霸诗坛。至于嫌他“少变化”,则是思维方法的问题。韩愈为人直爽,他的诗,也象他的散文一样,不喜婉转曲折,始终是依照思维逻辑进行抒写,因而篇法上就没有多大变化。  

  元代诗人元好问写过三十首《论诗绝句》,其中有一首是涉及《山石》的:  

  “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技。”  

  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  

  “有情芍药”二句是秦少游《春雨》诗中的句于。元好问以为这样的诗句,如果和韩愈的《山石》诗来比较,就知道秦少游这二句是“娘儿们”的诗。说秦少游诗是“女郎诗”,是形容它柔弱无力,反过来也就烘托出韩愈此诗的“雄强奇杰”,有丈夫气了。美学上有温柔的美和刚健的美,韩愈的七古,属于刚健的美。  

  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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