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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事件与日本的逻辑

 

  前一阵,因亚洲杯中日决赛日本队遭到中国球迷大嘘,日本传出了要求中国修改教科书的声音,认为教科书里抗日战争的内容诸如“南京大屠杀”、“万人坑”,是一种“反日教育”,应该删去。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总觉得有什么地方有点耳熟,哦,想起来了,原来上个世纪30年代,自“九·一八事变”到全面抗战爆发的这段时间里,中国人经常会被日本政府告知,要求中国政府取缔“反日宣传”和“反日教育”。其中,发生在1935年的“《新生》事件”,就是此类中日交涉的“杰作”。

  1935年5月4日,上海的《新生》周刊发表了一篇署名易水的文章《闲话皇帝》,在提及日本天皇的时候,稍有不恭之词。第二天,上海的日文报纸马上作出反应,说是《新生》侮辱了天皇。在上海的日本浪人马上上街游行,一通打砸,不少商家的玻璃橱窗倒了霉。紧接着,日本驻上海领事向国民政府和上海市政府提出抗议,要求他们向日本谢罪,严惩有关责任人,停止一切形式的反日宣传。而日本的国内,更是一片甚嚣尘上的“惩戒支那”的声音。自以为处在“剿共”关键时刻的国民党政府,此时表现得身段柔软而卑躬,不仅强令《新生》停刊,将《新生》的老板杜重远交付法庭审判,判刑14个月,而且撤消了让《闲话皇帝》漏网过关的上海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撤换了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这就是当时震惊世界的“《新生》事件”。

  事情过去了将近70年,世界变了,中国更是大变了,但是惟独日本有那么一些人却依旧是老样子。本尼迪克特(《菊与刀》一书的作者)说日本人的特性之一是特别在意别人对他们的看法,其实这不算是日本人的什么独特之处。大概但凡是人,都希望别人说自己好,不说或者当面不说自家的短处、坏事和糗事。东方人可能比其他地方的人对此更在意一点,西方所谓比较注意面子而已。可是,自甲午(1894年)以来的日本,实际上是在不停顿地干坏事,却又不停地用外交和武力威胁的方式不许被加害者说他们,这里已经不是面子问题,而是超级的强横霸道了。因为强盗抢劫杀人之后,一般不会在意被害亲属的抨击和叫骂,更不会出面制止这种苦主的可怜举动,但是当年的日本却能做出来。自甲午以来,每当中国局势稍有好转,日本就会有点动作。辛亥革命后好容易政局稳定了,人家出来逼袁世凯签“二十一条”,让袁世凯政权失去合法性;国民党政权取代北洋政府,好容易进入清亡后第二个稳定期,人家来了个“九·一八事变”,让亡国的危险始终压在本该大规模建设的国民政府头上,占了东北还不够,再占热河,再侵绥远和冀东,进而整个华北,害得平津连一张安静的书桌都放不下。欺负人欺负到这个份上了,还不许人家叫,一叫他们就抗议,就要“惩戒”。按他们的逻辑,他们在中国干的所有坏事,杀人放火抢东西占土地,都是中国人反日遭到的“惩戒”,属于他们的“自卫行动”。

  日本战败已经半个多世纪了,这种超级强盗逻辑其实并没有真的在日本消失。只是现在没有条件像当年那样为所欲为了,只好把过去做过的所有坏事全不认账,不仅自己不认账,也不许受害人声张,否则就是反日教育,反日宣传。

  当然,造成日本右翼有如此底气,张扬这种逻辑的原因,还有另外一些东西。毕竟很长时间以来,日本是给予中国最多援助的西方(泛意的)国家,有着那么多的低息贷款和技术转让。只是,日本人也许没有想过,虽然借了钱,帮了忙,但在历史责任问题上遮遮掩掩,半吞半吐,硬是对灭绝人性的化学战、细菌战等战争伤害置之不理,对慰安妇、强制劳工问题视而不见,拒绝道歉,拒绝赔偿。如此作为,无论借出多少钱,恐怕也难以让昔日的受害国老百姓对他们心存感激。

  也许,有人会说,在日本持这种逻辑的,只是少数的右翼。不错,在靖国神社穿着“皇军”的军装,扛着三八枪游行的,开了放着最大音量喇叭的宣传车穿行街市的,在国会接二连三“失言”的国会议员,是少数的右翼分子。不过,沉默的大多数却对这种张扬的右翼言论和行为,表现出了太多的容忍甚至欣赏,以至于政客为了选票的缘故,时常要“失言”和非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做点在邻居伤口上撒盐的事情。其实,在近代日本崛起的大多数时间里,狂热的军国主义者都是少数,只是少数的能量却日见其大,最后挟持了沉默的多数,使他们最终也变得疯狂起来。条件是,只要多数对少数的狂热缺乏足够的警觉,甚至在境遇欠佳的时候还对此表示某种程度的欣赏。

  只是,世界毕竟已经变了,即使是一肚皮强盗逻辑,想要再次挟持大多数也不大可能了,因为这个世界已经不存在这样的情势了。日本右翼张狂的结果,其实最终伤害的还是日本自己,使其通往正常国家的道路变得更加崎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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