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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政治的“花业”

 

  花业不是花卉行业,这是个老词儿,指娼妓业。过去不仅有花业,还有花捐、花税,现在关于“花”的捐税都没有了,但花业还在。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里,某船妓有言道:“做官和我们做妓是一样的。”明显属于吴某这个海上文人对政府官员的污蔑。我的文章扯花业带上“政治”,决无类似吴某的“恶攻”之意,所要说的,无非是清末民初曾经辉煌过的、而且照章纳税的娼妓业的一点旧事。

  关于娼妓业繁盛,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中国人的婚姻是生育型的,家庭的轴线是父子。所以,做妻子的在性生活方面往往不那么在行,男人要追求性生活的快乐,不得不到性技巧比较高的娼妓那里,所以即使妻妾成群,男人还是要嫖。不过,中国历史上也曾有过性方面很开放的时代,即使是夫妻之间,也浪得紧,却不见娼业因此有所衰败。所以,这种说法虽然不能说一点道理也没有,但更像是给男人找的寻乐的借口。在这么大的中国,一回到历史那里,理论总是要触霉头。反正不管怎么说,中国的娼业,或者说花业一直很繁荣就是了。王朝兴也罢,亡也罢,反正人家商女都在唱后庭花,基本上不受干扰。

  人说有名妓而后有名士。不知是名妓培养了名士,还是名士捧红了名妓?这个问题更像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恐怕任谁也说不清。其实,没有做官和做了官的读书人(士),都喜欢跟妓发生点故事,只是名士和名妓之间的故事更有传播价值,所以留下来的比较多。清朝之前,官妓比较发达,朝廷对这项赢利很大的事业,一直坚持“公有制”原则,从业人员国家管理,收入上缴国库。清朝时废除了官妓制度,不过依然压不住官绅们的欲火,结果是民营花业一天天兴旺了起来。花业民营了,游冶其间的名士(准确地说应该是文学家和政治家)和准名士们也就更自由了。浅斟低唱并肉帛相见之余,给小姐们打分品题成了文人墨客的千古雅事,因此有了“花榜”。科举本是男人的命根子,但这个时候却被拿来为女人打趣。花榜跟金榜一样,分状元、榜眼、探花,然后是二甲、三甲,凡是上不了榜的,“辄引以为憾”。其实,这种盛事据说早在清朝初年就有了,但一般是偶一为之,而且都在江南。此时北京由于朝廷明令禁止官员嫖娼,所以大家都改了去逛“相公堂子”(优人),自然也就谈不上给妓女评“花榜”。

  自打晚清闹“长毛”之后,上海这个小小的县城陡然之间就膨胀了起来。一方面是因为洋人看上了这块风水宝地,一方面是战乱把江浙一带的财主连同财产都赶到了这里;关键的是这里地处扬子江的末端,是长江三角洲的核心,腹地辽阔,几乎囊括了大半个中国,有着最好的经济前景。繁荣总免不了娼盛,所以上海的花业也就一天天繁盛起来,不仅压倒了原来的妓业胜地大同、陕州,就连北京和南京也只好自叹弗如。上海的繁盛是由于有了洋人,洋人的租界是国中之国,虽然里面住的大多数是黄脸汉(婆),但管事的工部局却是白面皮,清政府的顶带花翎,在里面什么都不算。繁荣的上海养娼妓,也养文人。在这么个华洋杂处的地方,欧风所及,文人们习染多少民主自由不得而知,但逛窑子敢大肆招摇倒是真的。不仅招摇,而且还办了报纸渲染自家的风流韵事,把中国的报业着实推进了不少。于是,上海租界的妓女有福了,在被按姿色才艺排成“书寓”、“长三”、“幺二”之外,还定期举行花界“科举”,其频繁程度,多时达到每年四五次。每次都由小报主持,文人们推荐,选举状元、榜眼、探花,有几年还按色、艺分别评选花榜和艺榜,后者走武举的路子。

  进入民国以后,由于科举早就废除了,大家对状元、榜眼什么的也腻了,新鲜的是总统、总理和督军。所以花榜的头衔变了,改成花国大总统、副总统、总理、总长。推举方式也跟着民国一块儿进步,从原来的文人写信推荐,改为开大会投票选举。西方的民主制度,不仅在政坛,而且在花界也得到了体现。有选举就有竞争,跟从前妓女坐在家里等人评比不同,现在她们要登台竞选,表演才艺;有后台、财力充足的,还要散发传单,甚至在报上打竞选广告。在选举中,连“执政党”和“在野党”的名目都出来了,有人真的提议让野鸡(没有执照的街头低等妓女)以“在野党”的身份参加竞选。花界选举惟一跟政坛选举有点区别的,是没有“民族国家”的限制,由于举办单位不同,所以你搞花国选举,我搞香国选举,反正上海的花界从业人员是越来越多,不愁没有人参加。政坛上有贿选,花界选举也一样。曹锟选民国的总统要买选票,上海的嫖客们选花国的总统也要买选票,只是曹锟每张选票花3000到5000不等的袁大头,花界选举时冤大头们买下几万张选票也花不了那么多。妓女们不仅乐意顶着民国所有威严的官衔招摇过市,而且还喜欢穿印有国旗(五色旗)图案的裤子(注意:是下半身,不是上半身)。看来,总统、总长的头衔和国旗的图案,对妓女们招徕客人都有莫大的好处。

  民初的文人们煞费心思在花界弄名堂,从操练模拟科举到操练西方民主,其实就是些玩女人别出心裁的花样。而被玩弄的对象,则乘机花熟客的钱为自己的生意做点广告,双方两厢情愿。很可能旧时文人治国平天下的所谓抱负,本来就是自己骗自己的鸟话,政坛与青楼在人们心目中,本是一样脏的所在,所以逛窑子之余拿政治开开涮,也算不上是什么亵渎。实际上,在那个时候,也没有听说过总统和总长们对妓女分享他们的头衔有过不满的表示,很可能这些人一旦下了野,也会加入到评选花榜的行列。

  从被动地被人品题,到站出来竞选,花界中人多少濡染到一些时代的气息,真的起来撞一下政治的腰。当严复的《天演论》风靡天下,读过点书的人口不离“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时候,在上海读书的胡家小公子给自己改名“适”,字“适之”;而同时,上海的花界也冒出来一个“青楼进化团”,不止名字时髦,而且还能做一点时髦而又符合自己利益的事情,举行义演,募集资金,为妓女们办学校。“五四”运动的时候,上海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而妓女也罢了工,而且积极响应学生的号召,抵制日货,把自己的日本货如生活和化妆用品之类拿出去烧掉。

  从选花国总统到动员花国爱国,时髦的事情上海人总是做得多。相形之下,北方的花界声音似乎没有那么响,但对政治的参与,却相当地深。庚子国变,八国联军打了进来,满清朝廷作鸟兽散,没走的王公大臣,不是吞烟就是跳井,奉命议和的李鸿章又迟迟不肯进京;这时候据说实际上是一位石头胡同(八大胡同之一)的名妓成了主事的了,她就是曾经做过状元如夫人的赛金花。赛金花出身苏州妓家,陪着状元公洪钧出过国,会几句洋泾浜的德语。人们都说她跟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睡过觉,吹枕边风,吹得北京并北京的老百姓少受了不少祸害。其实,在赛金花故事之前,义和团就曾经捧出过一个船妓出身的林黑儿,说她是黄莲圣母,指望她可以闭住洋人的枪炮。那时候,林黑儿乘八抬大轿,几十个团民护卫,招摇过市,任你是科门高第还是朝廷命官,都得对她行礼如仪。林黑儿本人也经常从袖里拿出一包螺丝钉,说是昨夜梦里元神出窍,从洋人大炮上拆下来的。事实上,这两个妓女的事迹都是人们编的故事,赛金花的故事由南北文人合谋编出,水平比较高,而且不太好验证,所以至今仍然有人信。而黄莲圣母的神话当时就露了馅,加上义和团的大师兄二师兄们文化不高,故事编得不圆,所以同是妓女,林黑儿只好屈尊于赛二爷(北京当时对赛金花的称呼)之下。其实,林黑儿至少真的在义和团里干过,算是参与过政治的最高形式——战争,而赛金花原本什么都没有做,只是趁乱做了几单外国生意。

  可不管怎么说,至少在人们心目中,北方的花界总算是在政治上露了回脸,一出手就是大手笔。同样的大手笔在袁世凯称帝的时候,由八大胡同的同仁们,又弄了一回。那是帝制闹得最热闹的时候,袁世凯在新华门里故作姿态,扭捏着不肯出来穿龙袍。于是党羽们鼓动各地派遣各种名目的“请愿团”进京,有商界请愿团、妇女请愿团、农民请愿团、乞丐请愿团,等等,一起拥到新华门,要求袁大总统再高升一步。而八大胡同的妓女们,不失时机地冲出胡同,组织妓女请愿团,跟大伙一块起哄。领头的一说是小阿凤,一说是花元春,都是民国史上大大有名的红倌人。妓女请愿团虽说人数不多,但由于颜色靓丽,身段婀娜,特会招摇,所以引来围观者甚众,如果从造声势的角度来看,的确给洪宪帝制添了若许声色。

  洪宪帝制虽然很快就在各地的反对声中销声匿迹,一世之雄的袁世凯也翘了辫子,但八大胡同可从此跟民国政坛结下了不解之缘。这回不是名妓跟名士搭伴了,名妓跟高官,而且是现任的高官关系更密切。其实,还在袁世凯的时代,政府高官公然逛窑子已经是家常便饭,被后世传为佳话的蔡锷与小凤仙的故事,其实不过是在京高官的一项业余活动。只是袁世凯死了以后,高官们的公事也挪到胡同里办去了。冯玉祥回忆说,当年他上京办公事,却被拉去吃花酒,人还没坐定,呼啦啦来了一群妓女,一屁股坐在总长(中央政府的部长)腿上,就揪胡子打耳光,总长还哈哈地笑。丘八出身的冯玉祥少见多怪,其实民国的政务,多半是在胡同里决定的。政坛风云,战场烟雨,都多少跟名妓的石榴裙有那么点关系。政府官员如此,国会议员更是八大胡同的常客,他们除了在国会开会的时候互相扔墨盒摔椅子打架之外,基本上都泡在胡同里。民国第二届国会,被人称为“安福国会”,安福者,八大胡同之一的胡同之名也。说起来,毕竟北京是首都,当上海的妓女还满足于花国政府官员的虚名时,这里的姐妹们已经把政府带国会一起给操纵了。

  自清末民初以来,妓女一直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其特殊就在于,这些妓女在家为平民女的时候,做梦都见不到的大人物,做了妓女之后就都见到了;不仅见到了,而且还见识到了这些人的满腹“经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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