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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代十国,是中国史上最黑暗的时期,那时则几乎只有骄兵悍卒,跋扈的将帅。连轻薄的进士,也如凤毛麟角。天地闭,贤人隐。那时急得在和尚寺里出家的高僧们,也回头推崇韩昌黎,改心翻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经典,社会私家书院也在唐末五代时兴起。宋初开国,一面是杯酒释兵权,解除军人干政恶习。一面极端奖励考试制度,重用文臣,提倡学风。那时进士登第,即便释褐,立得美仕。状元及第,荣极一时。经由国家之提倡,五六十年之后,社会学术重兴,才始有像胡安定、范文正一辈人出世。范文正、胡安定都是在和尚寺道士院中苦学出身。范从事政治,胡专心教育,苏州湖州的讲学制度,后来由政府采纳,变成太学规制。范文正为副宰相,颇想彻底改革时政。一面是提倡兴建学校,从基本上培植人才。一面是严厉革除任荫法,好重新建立铨叙升黜之客观标准。一到王荆公当政,遂又进一步计划考试制度之改进。

  科举规制之日趋严密,其事始于宋代。公卷风气已不复见,又有糊名法,杜绝请托,严防舞弊。于是尚法的意义,胜于求贤,此亦风气所趋,不得不然。然考试制度之主要目的,本在求贤。究竟政府该如何从考试制度中获取真才呢?王荆公对此问题,主张改革考试内容,废去明经,专考进士。而进士科则废去诗赋,改考经义。在荆公之意,政治取人当重经术,不重文艺,自是正论。然当时反对派意见,亦有立场。大致谓诗赋经义,均是以言取人,贤否邪正,同难遽辨,而诗赋工拙易见,经义难判高下。况以经术应举,反教天下以为,欲尊经而转卑之。王荆公又自造《三经新义》为取士标准,此层更受人反对,谓其不当以一家私学掩盖先儒。大体中国传统意见,只能由在野的学术界来指导政治,不当由在朝的政府来支配学术。经术虽当尊,然定为官学,反滋流弊。汉代五经博士,渐成章句利禄之途,此乃前车之鉴。南北朝、隋、唐学术分裂,社会尊信的是佛学,门第传袭的是礼教与政事。一到宋代,门第已衰,佛学亦转微,私家讲学代之而兴,王荆公主张复古制,兴学校,此似最为正见。然当时依然是私学盛,官学微。学校由政府主持,总之利不胜害。王安石当政,人人言经学。司马光当政,又人人言史学。学术可以与政治相合,却不当与利禄相合。政府当为学校之护法,却不当为学校之教主。荆公自信太深,昧于人情。至后蔡京当国,太学分舍,显然以利禄牢笼,于是范仲淹、王安石兴学精神,到此终于一败涂地。幸有私人讲学,在社会下层主持正气,然朝廷则视之为伪学,加以抑制驱散。教育制度不能确立,则考试制度终是单枪匹马,功效有限。何况经义取士,亦未见必较诗赋为胜。即荆公亦自悔,谓:"本欲变学究为秀才,却不料转使秀才成学究。"学术败坏,人才衰竭,而北宋亦终于覆亡。

  到南宋,考试制度,一仍旧贯。朱子曾慨言:"朝廷若要恢复中原,须罢科举三十年。"然科举乃中国自唐以来政治制度中一条主要骨干,若无科举,政府用人凭何标准?朱子理论终难见之实际。却不料到元代,遂专以朱子《四书》义取士,此下明、清两代,相沿不改。直到清末,前后七百年,朱子《四书集注》,遂为中国家诵户习人人必读之书。其实朱子《四书》义,亦如王荆公《三经新义》,不外要重明经术。只荆公是当朝宰相,悬其学说为取士标准,遂为学术界所反对。朱子是一家私学,元、明以来,只是崇敬先儒,此与荆公亲以宰相颁其手著之《三经新义》情势不同。此刻姑不论王朱两家经义内容,只就政治学术分合利弊而言,则荆公《三经新义》,势不可久。而朱子《四书》义则悬为政府功令垂七百年,此亦治国史者,所当注意之一大节目。一制度之确立,亦必体察人情。以学术与利禄相合,在人情上易于有弊。荆公本人亦是一大贤,只为不察此层,遂招当时之反对,并滋后世人之遗议。至考试内容,不当以经义为准,此层亦到明代而大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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