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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下)

                 

  今天再接讲《史记》。我们讲过中国历史分成三种体裁:一是记事,二是编年,三是传人。在记事中又兼带着记言,《尚书》是第一种体裁,以记事记言为主。《春秋左传》是第二种体裁,以编年为主,但是在编年中又包括了记事和记言,即在记言记事之上再添上了编年。大史公《史记》以人为主,把人物作中心,但在传人的体裁之内,同样包括着记事和编年。即是说:记事和编年这两体,已在太史公《史记》以人物为中心的列传体之内包融了。所以我们可说:中国史书有了此三层的大进步。今天我们有一个欠正确的观念,认为进步便是不要旧的了。不晓得进步是增有了新的,而在此新的中间还是包容着旧的。这才是进步,而不是改造。改造未必是进步。进步必是由旧的中间再增加上新的,新的中间依然保留着旧的,那么这个新的当然比旧的是进步了。

  太史公《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在此一百三十篇中,有十二篇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五类。本纪就是全书之大纲,是编年的。如《五帝本纪》,《夏商周本纪》,《秦本纪》,《秦始皇本纪》,一路下来到汉朝,一个皇帝一篇本纪,如汉高祖、汉惠帝,拿他个人做皇帝时从头到尾的大事都是提纲挚领写在里面,所以本纪是编年的,就如《史记》里的《春秋》。

  世家是分国的,春秋时代就有十二诸侯,一路到战国,如《鲁世家》、《齐世家》、《晋世家》、《楚世家》,这些分国史当然也照年代排下,但和《国语》、《国策》不同。《国语》、《国策》是一种国别史,而且以记言为主,而《史记》世家则主要还是记事。

  此下是七十篇列传,为太史公《史记》中最主要部分,是太史公独创的一个体例。但在《史记》以前,人物的重要地位,已经一天天地表现出来了。像《论语》。《孟子》、《墨子》、《庄子》都是一部书里记载着一个人的事与言。《论语》记言也记事,《庄子》、《孟子》等亦然。如“孟子见梁惠王”此是事,“王何必曰利’则是言。可见记事、记言不能严格分别。而记言则就特别看重到“人”。当时有像《晏子春秋》,也就是把晏子一生言行写成了一部书。《管子》虽不称《管子春秋》,也只是讲管子的思想和行事。所以《史记》里的列传也不能说是太史公独创,以前早就有在历史中特别看重“人”的事实,只不过太史公把来变通而成为列传而已。

  除却本纪世家列传之外,又有“表”,这也不是太史公开始,以前也已有此体裁,这是全书中最重要的筋节。如《三王世表》,因古代夏。商、周事情疏略,不能一年一年详细编排,所以只作“世表”。春秋战国事情详细了,所以有《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分国分年作表,所谓横行斜上,全部春秋战国里的事情,是在这一年或在那一年,晋国这一年的某事和楚国这一年的某事,在同年或隔年,这都清清楚楚,一览无遗。到了秦汉之际,秦二世以后,楚霸王汉高帝以前这一段就做“月表”,一月一月地记。《史记》中这十张表,由于事情不同而分配着来做表,真是如网在纲,一目了然。

  最后有\\书”,那是《尚书》体例,专为一件事而特作一篇书。如记夏禹治水丶《尚书》里有《禹贡》,汉代也有水利问题,太史公就作《河渠书》,如此者几八篇。

  因此,太史公《史记》,实是把太史公以前史学上的各种体裁包括会通,而合来完成这样一部书,此真所谓“体大思精”。直从唐虞夏商周一路到他这时代两千年以卜的历史,全部包罗胸中,从而把来随宜表达,便有了他这样许多的体裁。

  我曾告诉诸位,读书该一部一部地读。当然写史也决不止一种死写法,《尚书》是一个写法,《春秋左传》又是一个写法,此下尽可有种种新写法。我们此刻来讲“史学名著”主要就要诸位懂得如何来写历史的这一番大学问。有了此学问,就可自己写历史。

  我们讲史学有三种:一是“考史”,遇到不清楚的便要考。一是“论史”,史事利害得失,该有一个评判。一是“著史”,历史要能有人写出来。今天诸位治史只做“考史”工夫,而不能“论”,如说太史公《史记》,什么时候所写?到什么时候而成?中间共分多少篇?这些都可考。但这些只关“材料”问题,诸位却不懂得“论”。如太史公《史记》和左丘明《左传》不同在哪里?其间高下得失须有论。我该取法《左传》的哪些长处?《史记》的哪些长处?再加上此刻之所需要来创造,然后能“著史”。今天我们都不再写历史了,明天的人考些什么呢?岂不连考都没有了?我们的历史岂不要从此中断?民国以来的历史就快没有了,因没有人来原原本本地写,或写其全体,或写其一部分,或者写人,或者写事,若都没有,大家不会写,岂不成了大脱空。所以我们平常做学问,不能只看重找材料,应该要懂得怎么样去“著书”,怎么写史?像《西周书》,像《春秋左传》,像《史记》,这都有一个间架。像造房于,先有一个大间架,至于一窗一门,小木匠也可做,大的间架就要有人来计划。一窗一门拼不成一所房子。要先有了房子的间架,再配上窗和门。诸位做学问,不先求其大者而先把自己限在小的上,仅能一段段一项项找材料,支离破碎,不成学问。大著作家则必有大间架,而大间架则须大学问。今天所讲的体裁,也只是一个大体,而不是有一死格局固定在那里。如说春秋战国可写分国史,太史公把每一国家作为“世家”,但到汉代,已和从前不同,变了。如张良封为留侯,但张良并无一留国传其子孙。如萧何,封为鄼侯,但也只是封他鄼地,使得“食禄”而已。鄼与留都非一独立的国家,但既封为侯,太史公《史记》也把来列入‘世家”,这岂不是太史公“自破其例”。此其一。

  又如写孔子,照例当然是该称“列传”,而太史公《史记》却特别把孔子升上去,立为‘孔子世家”。在春秋时,并没有封孔子一个国,孔子也没有土地传子孙,并且也不能像张良萧何般有“爵”位传下,怎么太史公却来写孔子“世家”,这岂不是太史公“自破其例”之尤吗?但我们到今天,才知太史公见解之伟大。我们今天来到台湾,亦尚有孔子的七十六代孙在台湾,可说在中国,只有此一世家永传不绝。此见孔子之伟大,但亦见太史公见识之伟大。他写《史记》就是学的孔子《春秋》,在他心目中,就觉得孔子是全中国历史上人物中最伟大的一个,所以他自破其例,作为孔子“世家”了。太史公更无法拿一句话来讲出孔子之伟大,来讲他和其他诸子百家之不同,他只在写孔子的题目上把“列传”换了“世家”二字,用此来讲,比讲其他话更来得明白有劲,那是《史记》之“自立例而自破例”。只因后人都尊孔子,才不觉其可怪,不多加批评。

  而太史公《史记》中又写了一篇《项羽本纪》,那似乎更荒唐了。直从《五帝本纪》、黄帝到尧舜而下,夏、商、周、秦等本纪,以至《秦始皇本纪》,接下是汉高祖、汉惠帝,岂不顺理成章,而中间却横插进一个项羽?项羽不成一个朝代,他只是个短暂的过渡人物,而太史公特地写了一篇《项羽本纪》,于是遭受到后人不断批评。但秦是亡了,秦二世已投降,汉高祖还未即位为皇帝,中问所谓秦楚之际的一段计有五年,太史公把来放在项王身上,“本纪”本只是把来编年的,那么项工这几年也自该称“本纪”了。但太史公《史记》又并不称为《西楚霸王本纪》,而连姓带名直称《项羽本纪》,在这一显然不妥的题目下,却自见太史公有一番深远的意义。秦亡了,汉没有起,中间有项羽,然而他又不成为一个朝代,只是一个人物,因此他虽是位为西楚霸王,而《史记》不称《西楚霸王本纪》。虽则大家都称他“项王”,太史公文章里也有称“项王”的,但题目上则称《项羽本纪》,这实在又是太史公一番了不得处。后人批评太史公,说其书“疏”,如项羽怎能立本纪,孔子怎能立世家?不是大大的“疏”吗?疏是不细密,粗枝大叶,有忽略处。或又称之曰“好奇”,如项羽怎立本纪,这不是好奇吗?其实这种评论难免浅薄,不能深切地来欣赏太史公《史记》之与众不同处。到了《汉书》,那就改称《项羽列传》了。可是汉高祖元年称王,项羽已死,项羽又不是汉代人,而作《汉书》的又不能不载有项羽,然则把项羽列汉初,岂不成了密中之疏吗?可见此等争论都很浅薄,不值得争,而太史公把项羽列人本纪也自有他的妥贴处。幸而孔子是春秋时代的人,班固作《汉书》写不到孔子,否则岂不也要将《孔子世家》改成《孔子列传》吗?这种地方,我们正可见太史公《史记》之伟大。只就列传一体论,就有很多了不得的地方。即如先秦诸子方面,孔子作为世家,又有一篇《仲尼弟子列传》,此又是一特例。《史记》并没有《墨子弟子列传》,或孟子苟子弟子列传等。在战国时,所谓儒分为八,墨分为三,但太史公只写一篇《孟子苟卿列传》,把孟荀两人合在一起。直到今天讲战国儒家展就是孟、荀两家。在汉初,本是道家、法家思想盛行的时代,要到汉武帝表彰五经以后,才是儒家思想盛行,而大史公写了一篇《老庄申韩列传》,把法家申不害、韩非和道家老子、庄子合成一传,说法家思想乃从道家来,此种见识,又是何等伟大。诸位说自己只研究历史,不管思想,但在历史中又如何能不管思想呢?所以像太史公《史记》那样写《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孟子荀卿列传》《老庄申韩列传》等,只几个题目便已可说伟大极了。其他诸子,零零碎碎,都附在《孟子荀卿列传》里,到了民国初年,大家又认为太史公忽略了,对墨子没有详细写。其实太史公所忽略的也不只墨子一人。可是墨子思想从汉到清都不显,他的地位远不能和太史公所举的孟、荀、申、韩、老、庄并举。只就此一点看,可见太史公讲战国学术思想也已经是独步千古的了。他父亲司马谈《论六家要指》,最佩服道家,也有一番极精到的言论,太史公承父遗命来写《史记》,而《史记》里对百家观点,便和他父亲的观点不一样,司马迁把他父亲的见解和他自己的见解都清清楚楚地收在《史记》里,真可称得上良史。

  诸位读《史记》,首先该读《史记》的《自序》,第二要看《史记》的目录,这些都约略讲了。此外我再举出几个另外的观点:第一,《史记》虽为第一部正史,太史公和他父亲虽都是汉朝的历史官,但《史记》并不是一部官史,而是一部私史。即是说《史记》乃私家的著作,而非政府衙门里照例要写的东西。换句话讲,这在当时是“百家言”,非“王官学”。太史公学孔子《春秋》,孔子自己正讲过:“春秋,天子之事也”,此本不应由私家写,而孔子竟以私家身份来写了,所以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今天要来辨太史公《史记》也是一部私史,而非官史,且举几个简单的例来说。《太史公自序》上就说:“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这明明说此书是一家之言了,明见不是部官书。又说:“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所以要“藏之名山”,为怕稿子容易散失,只把副本留在京师——长安,易得识者和传人。古人保留著作不易,要等待后世有圣人君子更渺茫。不像我们现在,书没写好,就要流传,一出版就有人来买来看,这是观念上不同。而太史公《报任少卿书》里,还有两句更重要的话说:“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谓“天人之际”者,“人事”和“天道”中间应有一分际,要到什么地方才是我们人事所不能为力,而必待之“天道”,这一问题极重要。太史公父亲看重道家言,道家就侧重讲这个天道,而太史公则看重孔子儒家,儒家注重讲人事。“人事”同“天道”中间的这个分际何在?而在人事中则还要“通古今之变”——怎么从古代直变到近代,中间应有个血脉贯通。此十个字可以说乃是史学家所要追寻的一个最高境界,亦可说是一种历史哲学。西方人讲历史哲学乃是一套哲学,只把历史来讲。若说中国人也有历史哲学,应该不是一套哲学,而仍是一番历史,只是从历史里透出一套思想来。即如说“究天人之际”“明古今之变”,这才真是中国人的历史哲学。此后太史公《史记》被称为中国第一部正史,可是第二部以下写正史的人,都不能有太史公这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伟大理想和伟大见解了。

  在《太史公自序》里只说“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此两句话十二个字,其实也已了不得。在太史公以前,中国的学术分野:一个是王官之学,就是六经;一个则是百家之言。在六经中也就有各种讲法,如《春秋》有《公羊》、《谷梁》。《左传》。他著《史记》,要来“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他所注意到的材料就已包括了整个学术之各部门,要来辨其异同,编排起来,而从此中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可是此处十二个字与上引十个字见解工夫究有不同,只是他说要“成一家之言”,则两处一样,并无异说。

  其次要讨论他的书名称“太史公书”,这是他的私人著作,所谓“成一家之言”的,而后人称之为《史记》,这是后起的名字,只是一个普通的史官记载之名。现在要讲“太史公”三字,这更是一个比较小的问题。司马迁的父亲做汉代的史官,司马迁书里就称之为“太史公”,而史记里有许多司马迁自己的言论,开头也便说“太史公曰”,则司马迁又自称“太史公”。此三个字究该怎解呢?《史记集解》引如湻说:‘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这应是一很高的官,待汉宣帝后,始把“太史公”改成了“太史令”。这是如湻的说法。但在《汉书·百官公卿表》,《后汉书·百官志》里,只有“太史令”,无“太史公”。“太史令”只是六百石的小官,怎说它位在丞相之上。但我们又怎知《汉书·百官公卿表》不是根据了宣帝以后的官制呢?而且如湻的话根据卫宏,而卫宏是东汉时人,那么这问题还该细探,不该如此便解决。在司马迁《报任少卿书》里说:“向者仆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可见太史公自己也说他只是做的“下大夫”,就是六百石的小官,其位决不在丞相之上。下面他又接着说:“仆之先,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若位在丞相之上,则决不和卜祝并举。《太史公自序》里,司马谈又说:“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可见司马迁父子当时是做的“太史令”,决没有错。但因尊称他父亲,故改称“太史公”,后来他写《史记》也便自称“太史公”,而其书即称《太史公书》。但为何司马迁只做的是“太史令”而他敢自称“太史公”呢?有人说这是他的外甥杨恽称他的,也有人说是东方朔看他书时所增的。我想这些话都不可靠。他在《自序》里已称《太史公书》可证。但他《报任少卿书》开头就有:“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云云,那时的司马迁已经不做太史令,而为武帝之“中书令”,为何一开头便自称“太史公”?至于“牛马走”三字应是对任少卿之谦辞,不应说是对自己父亲太史公之谦辞。那么此书首太史公三字,或许可能是后人增添进去的。现在再复述一遍,专查《汉书·百官公卿表),《后汉书·百官志》,来驳集解如湻说,这最多只有到七八分,未达十分。今引太史公自己。的文章《报任少卿书》,明云“厕下大夫之列”,又《太史公自序》明云:“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那才是十分的证据。《史记》上究竟是“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呢?抑为“太史公”呢?则又要追究到《史记》的版本问题上去。至于像“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九字,却尽可存而不论,而摇动不了我所要作的最后定论。这不是已经解决到十分之见了吗?然而我还有一讲法,讲到书的背面,字的夹缝里去。所以考据之学有时很有趣味、很撩人!诸位当知,卫宏如湻所说: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本上丞相;为何如此般信口胡说,在我认为那是卫宏如湻误以当时司马迁充当了“中书令”而又弄成了“太史令”。他《报任少卿书》是一篇千古难读的好文章,清代包世臣《艺舟双揖》中曾提到他读懂了这文章,我今也敢说,我也读懂了这一篇文章,那文章难在一时捉不到要领。我试约略叙说如下:因太史公直言李陵的事,汉武帝生他气,但爱他之才,并不愿意杀他。定了他死罪,还可自赎。但太史公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既没有钱赎,还有一个办法可以免死,就是受腐刑。这事在太史公心里最难过。但他结果自请受腐刑,把他生命保全了,主要是为他书没有写完。所以他在这文章里特别讲到受了宫刑不算人,来道出他为何不自杀,只为了要写完他这一部《史记》。而汉武帝则特别爱重他,因他受了宫刑,遂得派他做中书令,即是当时的内廷秘书长。他朋友任少卿认为他既为武帝最亲信的秘书长,应可帮任少卿讲话。而司马迁之意,他下半辈子的生命,则专为写一部《史记》,再不愿意管其他事,讲其他话。直从他为李陵事述起,来请他朋友原谅。至于赎死罪,只几十两黄金便得,而司马迁家里竟就拿不出此几十两黄金。而那时朝廷贵人家里千金万金的多的是。这篇文章意气运转,非熟读不易晓。至于卫宏如湻所说,则正是司马迁做中书令时的情形。若说天下计书先上中书今,后上丞相,那是不错了。而那时的中书令则正是太史公司马迁在做。若说当时一个秘书长的地位还在丞相之上,这也未尝不可如此讲。或许卫宏如湻弄错了,把中书令误会到太史公。若如我这般讲,讲出了卫宏如湻因何而错,才可以说考据到了十分。因此我们就证明汉代并无“太史公”这一个官,这样我就对《史记》的大概情形讲完了。

  我想再讲一些关于《史记》的文章。当然我们读《史记》,主要在读他的事情,不在读他的文章,而好多大文章又是在言外的。如我所举《孔子世家》《项羽本纪》之类,此皆有甚深意义可寻。但下到魏晋南北朝时代,崇尚骄文,便都看重班固《汉书》,不看重太史公《史记》。直要到宋代以后,才看重《史记》更在《汉书》之上。明代归有光就是用功《史记》的,清代方望溪承之,有一部《归方评点史记》,为清代“桐城派”所重视。直到曾国藩始主再把《汉书》骈体来补充进《史记》散体中。至于班固《汉书》批评《史记》,说其文“善序事理”“辩而不华”“直而不野”“文质相称”“良史之才”,此是以史书的眼光来作批评,和归方桐城派以文学眼光来作批评不同。但我还是主张以大著作的眼光,该以其成为一家之言的眼光来作批评,当更可看出《史记》文章之高妙。总之,太史公不仅是中国千古一大史学家,也是千古一大文学家。他的文章除《史记》以外,就只有《报任少卿书》一篇,此外都不传了。好了,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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