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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

  今天第一讲是《尚书》。《尚书》可说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史学名著,而且也可说是中国第一部古书,中国还没有比《尚书》更古的书留到现在。中国古代,有两部古书,有韵的称《诗》,没有韵的称《书》。“尚”者,远古、上古之意,《尚书》就是一部上古的散文集。孔子以诗书教弟子。孔于以前,春秋时代,贤大大多读《诗》。《书》,在《左传》上可看到。孔子以后,像墨于。孟、苟池都读《诗》、《书》。故可说《尚书》是中国古代一部大家都读的书。但在今天来讲,《尚书》是一部很难读的书。《尚书》分虞、夏、商、周四代。后人把夏、商、周称三代,唐虞属于五帝,因此《尚书她叶说是一部五帝三代之书。从唐虞到现在,该已四千多年;从西周以来,也有三千年以上,《尚书》真该说是一部中国的远古书。汉代太学设立五经博士中有《尚书》,照现代话来讲,《尚书》是那时一部国立大学规定的教科书。可是经过西汉到东汉四百年,实在这部《尚书》也并不能字字都讲通。我们说汉代“去古米远”,但这部《尚书》已没有能完全讲通,当然以后会更讲不通。唐代韩昌黎说过,周诰殷盘,诘屈聱牙,他亦说是难读了。直到清代,讲经学最为有成绩,训沽、考据,工夫下的特别深,但清代两百几十年,这部《尚书》还是没有能一字字的讲通了。民国初年的王国维,是当时同辈行中对经学最有工夫的人,但也就说《尚书》不能尽通。可见我们今天来读《尚书》,只求得其大义便好,不可能逐字逐句都要讲得通。我有一位朋友顾颌刚,同在大陆的时候,他就想为尚书做一番现代白话文的解注和翻译。我想这工作会是徒劳无功的。据说此刻他翻译的《尚书》已经出版,但我没有看过。无论如何,他不能把《尚书》里难解的问题都解决了,是必然的。古书不易通,并不是说拿白话一翻就可通了。注解已难,拿白话文来翻译古文,其事更难,并不是几千年前人说的话都能用今天的白话就能恰好翻得出。这些都是做学问走错了路的,暂不讲这一问题。

  第二,我们要知《尚书》是一部多问题的书。文字问题外,便是本子问题,即是《尚书》的真伪问题。《尚书》有两种本子,一种叫今文《尚书》,一种叫古文《尚书》。今天我们只说今文《尚书》是真的,而古文《尚书》则是假的,我今天且先把此问题简单一讲。《尚书》究有多少篇?旧说有一百篇,此说不可靠。当秦始皇焚书时,有一博士伏生,他就收藏着一部《尚书》,回到家,装进壁里边,偷偷地保留下来。秦亡汉兴,重觅《尚书》,只知道有伏生的一部。那时伏生还在,快一百岁,老了。他是山东人,不能叫他从山东到长安去,因此政府特地派了一位有学问根柢的晁错到他家去求此书。但伏生已经不大能讲话,他和晁错双方口音有讲不明白处,由伏生一女儿在旁作翻译。这样几个月,晁错就带着这部《尚书》回到政府。这一部《尚书》此下称做伏生《尚书》——因是从伏生家里得到的。那时中国文字也不断地在变。古代是写篆体,秦代汉代,普通都写隶体。篆体写的叫古文,拿那时通行的隶书写的叫今文。伏生《尚书》本是一部篆体古文的,不易认识,伏生就告诉晁错改写成隶书,因此伏生《尚书》同时又称今文《尚书》。汉廷把来设立博士,传授学生,所以这部《尚书》我们也可为它定名称做博士官《尚书》。此是当时《尚书》的第一种本于。

  后来武帝时有鲁共王为盖造房子,弄坏了孔子旧居的墙壁,在壁中发现了许多古书。大概也是因秦代焚书,孔家后人就把很多书藏在壁里,此刻发现了,当然为孔子后人所有,此人便是孔安国,在武帝朝作官泅u才讲的晁错到伏生家中求《尚书》,那是汉景帝时的事,此刻又出现这一部尚书,则称做孔壁《尚书》,亦称孔安国《尚书》,亦可名为古文《尚书》,因它都用战国以前所用的篆体书写,不像伏生《尚书》已经改写成今文,所以这一部则称做古文《尚书》。此书未立博士,即是当时朝廷博士官不用来教学生。

  孔安国《尚书》和伏生《尚书》有什么不同呢?伏生《尚书》只有甘八篇,而孔安国《尚书》多了十六篇,共四十四篇。其甘八篇中,文字亦略有不同。到了西汉末刘歆移书上太常博士,曾请求把好几部古书增列博士,其中就有古文《尚书》,当时没有通过。直到东汉,这部《尚书》始终没有列为学官,只在社会学术界私下流行,并未在国立大学内成为一份正式的教科书。汉末大乱,一切书籍多散失,此书也不见了。到了东晋,忽然有人献上《尚书》,称是孔安国本,大家说是古文《尚书》失而复得。以后便把《尚书》两个本子今文古文合而为一。如唐代初年孔颖达编《五经正义冲的《尚书》,就是今文古文合而为一了。再以后直到南宋朱子,对此《尚书》发生了疑问。他说:为何这部《尚书帅间伏生《尚书》都难懂,而孔安国《尚书》却又都是容易明白的?此中理由不可讲,朱子遂发生了怀疑,不过朱子也没有深进一步作研究。待到朱子学生蔡沈,写了一部《书集传》,和朱子自己写的《诗集传》,到了元代,成为科举考试所必治之书。蔡沈《书集传》里面在《尚书》每一篇题目之下都注明了“今文古文皆有”,或“今文无古文有”字样。“今文古文皆有”这就是今文《尚书》。“今文无古文有”的,这就是古文《尚书》。蔡沈乃承朱子意,把一部《尚书》重新分别开来,使人知道《尚书》里有这今、古文的问题。于是下到元代吴澄,明代梅骛?(不会读,没法输入),开始出来怀疑古文《尚书》是假的,靠不住。这一问题要到清代初年,阎若璩(百诗)才开始十足证明了从东晋以后的所谓古文《尚书》是一部假书,不是真的孔安国《尚书》。他写了一书名《古文尚书疏证》,“疏证”就是辨伪之义,此事才得成为定论。在他稍后有惠栋,也写了一部《古文尚书考》,同辨古文《尚书》之伪。这是在近代学术史上所谓辨伪问题上一个极大的发现。这是中国学术史上一个惊天动地的大功绩。诸位不要认为自己学历史,可以不学经学。或说学近代史,可以不学古代。或说学社会史、政治史,可以不治学术史。当知做学问人,大家该知道的我们总该知道。学术上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大家都知,我独不知,孤陋寡闻,总对自己研究有妨害。我们该知,《尚书》字句不能全通,此并无害。但前人辨今古文真伪,已得结论,其大纲节所在,若亦全不理会,此大不可。诸位莫误认为学问必待创辟,须能承续前人成绩,此亦至要。今天诸位做学问,都知看重材料考据。但一堆材料在这里,怎样去考,总该懂得一些艰苦门道的。如像古文《尚书》,诸位若把阎、惠的书拿来细翻一遍,便知牵涉太多,尽有麻烦。我们把前人已有定论的来潜心研求,自可长自己见识,训练自己工夫。即如阎百诗写此一书,同时便有毛奇龄写了一本《古文尚书冤词》来作驳议。毛氏著述极多,博学善辩。那究谁是谁非呢?此须把阎、毛两家书合来细看。当然我们现在都信问百诗是对了,但仍有许多话讲错。毛西河的话,当然不为后人所信,但此书至今尚存,仍可一读。这里面还有较复杂的问题存在,我所著《近三百年学术史》,曾对此事讲了很多清儒所未讲到的话。可见学问实是无穷,已成定论的大问题之内,仍可有小问题。

  现在我们对这问题暂停不论,只要知《尚书》有两种本子,古文《尚书》是假的便够。诸位若读《尚书》,读蔡沈《集传》最容易了。《史记》上说伏生《尚书》丨八篇,古文比今文多十六篇,十六加计八只有四十四篇,而现在的《尚书》是五十八篇,这里又有问题。以后我每次讲一题目,只讲一大概,但诸位不能听了便算。如此不仅记不得,绝对要忘,而且记得了也没有用。当知做学问本来是要工夫的,没有不花工夫的学问。诸位每做学问,好问方法,做学问最大第一个方法就是肯花工夫。一学者花十年甘年一辈子工夫来解决一问题,本是寻常本分之事。或许诸位现在没有工夫,不妨留待完成硕土博士论文,职位解决了,再来读书,再用工夫。

  现在再回头来讲丶尚书》有今文古文,古文《尚书》是假的,只有甘八篇今文《尚书》伏生传下的是真的。孔安国所传本也是真《尚书》,可是后来掉了。孔安国《尚书》并不假,只因为不立博士官,流传不多,就亡失了。到东晋由梅赜所献本才是假《尚书》。但我此刻要讲另一问题,那今文《尚书》甘八篇也不完全是真的。讲到此,就要讲到所谓辨古书之真伪这一问题上去。古书有真有伪,我们该懂得分辨。这不是今天的新问题,从来学者都注意此一问题。依照我们现在眼光来看,我们该进一步说,今文《尚书》也未必全是真,也多假的。可惜当前没有人能进一步来研究此问题。这因民初以来,一班讲学问的讲过了头,即如辨伪,像顾颉刚的《古史辨》,他认为夏禹也无此人,这大讲过头去了。其实也不该专怪顾颉刚,在前清末年早有讲过了头的,像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以及《孔子改制考》。照康有为讲法,所谓经学汉学,其实只是新莽之学。“新”是王莽的朝代名。清儒都讲汉学,康有为却说是新学,经则都是伪经,由刘歆替王莽伪造。此书出版后,经清政府禁了,把书销毁,不准发行。但民国以来,大家喜欢讲新,就看重了这部书。顾颉刚《古史辨》就是承此而来。后来康有为从事复辟,失败了。但这只是康有为政治上的失败。他在学术上并未失败。他跑进北平东交民巷荷兰公使馆,就在里面叫人再翻印他的《新学伪经考》,果然在北平市上还有很多人买他这书。他在学术思想上还是领导着一个新的方向,然而辨伪过了头,其实是荒唐的。《孔子改制考》更荒唐,说孔子所说的以前,只是孔子托古改制,孔子自要创造一番新制度,而把来假托之于古代。这样一讲,全部中国历史,第一个是孔子,第二个便是刘歆,却都是造谣作假的。这样的讲下去,讲到夏禹是一条虫,才引起人家讨厌。辨伪之学,便不再讲了。实际上,辨伪不该过分,但有许多真伪还是该辨。如说《尚书》,我觉得即在今文甘八篇里还有很多不可信。如《尚书》第一篇——《尧典》。近代有人写文章,辩护《尧典》里所讲大文如“日中星鸟,日永星火,宵中星虚,日短星昂。”等类,这些甘八宿中的鸟星、火星、虚星、昂星,它们在天上的位置是要转移的。据现在天文学考据《尧典》所云,却是中国古代尧舜时代的天文;至战国时候,则并不然。据此证明《尧典》不假。大概这一套学问,在日本比中国研究的人多,因一般的科学知识,日本比中国发达,中国学者在此方面还是根据日本人讲法。可是在我认为,科学知识比较专门,中国古人称之为畴人之学,譬如种田,父亲种的田儿子继续种下去。古人研究天文学历法,此种学问,大概都是世袭的专家之学,父亲传给儿子,故又称为畴人之学。畴人之学也许可以是先生传学生。尧舜时的天文,也可以是从古传下,或在文字上,或在口传上。我们不能只根据这一点知识便认《尧典》全篇可信,只能说《尧典》中这些话有来源。其他的话,并不一定全可信。如尧传天下于舜,舜命禹作司空,同时兼百揆(就是兼宰相之职)。命弃作后稷,这就是农业大臣。命契掌五教,这是教育大臣。命皋陶做士,是司法大臣,也兼掌了兵。命垂作共工,是工业部大臣。命益做虞,是畜牧部大臣。命伯夷典礼,命夔典乐,命龙叫他做纳言,掌皇帝命令。共凡九官,这一点便大大靠不住。首先是年代问题。禹是夏代之祖,契是商代之祖,弃是周代之祖,此刻都在舜下面变成同时的同僚。这且不讲。特别重要的,舜时已有一个宰相,又有管土地、管农业、管教育、管司法、管工业。管畜牧、管乐、管纳言的,共九职,此是中国古代一个极像样、极有组织、有规模的行政院。倘使在尧时中国的中央政府已有那么九部大臣,为何下面夏、商、周三代,乃至于春秋、战国下及秦、汉都没有?这不是历史上一大退步吗?舜时大臣分九职,为什么下面从来没有?单据这一点,从舜到秦两千年的历史,变成无法讲、讲不通。所以我只能说《尧典》是战国人伪造,舜官九职,是战国末年人一个理想政府。他们懂得政府里该有管教育。管农业、管司法、管音乐的等等官,那是一番很高的理想,这正如康有为所说的托古改制。不过康有为不能拿这话来讲孔子,说孔子以前,根本没有尧舜,没有《尚书》,没有周公。但托古改制确是有的,先秦诸子中多有,儒家中间也有,但不能说过了头。诸位当知,读史不能辨伪,便会有许多说不通处。但辨伪工夫中寓有甚深义理,不能轻易妄肆疑辨。如康有为顾颉刚辨伪疑古过了头,又更多说不通。上面是说尧舜时代不能有这样一个政府,像《尧典》中所说,这些材料不可信,只有说到中国古代的天文或可信。

  我试再举一小例,如《尧典》篇首有“玄德升闻”四字,舜之德被尧所知,但为什么称“玄德”呢?“玄德”两字连用,在古书中极少有,只在老子书里才说:“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玄德”二字,只可用老子书来讲,不能用孔孟书来讲。下面魏晋时代讲老庄之学的就叫做“玄学”,为何在《尧典》里用此玄德两字,这便可疑是战国末年人看过老子书,来伪撰《尧典》,才用了“玄德”二字。我们可凭文字使用来衡定年代,如我们此刻好说中国文化字样,但前清末年人断不会用此四字。

  《尧典》以外,再讲到《禹贡》,这是讲中国古代地理一部最重要的书,其实也决不是夏禹时代的书,而应是战国时代的书。如《禹贡》里划分荆州、兖州、豫州等九州,如何此九州字样不见于夏代、商代、周代,直到春秋时代也没有,到了战国初期还没有。什么人把此禹分九州的制度废掉的呢?为何有此九州而什么书卜从来没有用这九州的字样呢?那又就讲不通。只举此一例,便见《禹贡》不是一篇可靠的书,它是一篇晚出书,我此刻不能详讲。在我只认为《尚书》中最可靠的便是《西周书》,虞。夏、商书都有问题,只有《西周书》或许才是中国尚书的原始材料、原始成分。下到东周也有书,但也恐是后人添进。主要真可信的是《西周书》。若使我们把一部《尚书》即今文廿八篇再分析到只剩一部《西周书》了,那么我们也须对此十几篇文章有一个简单而明晰的了解。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名《西周书文体辨》,便是要把此来看中国最古历史文体是怎样写出的?现在此一问题,我也不想同诸位详讲。但到此另有一重要问题,便是要讲到书背后的人。既然讲到《西周书》,那么《西周书》中显见有一重要人物跃然欲出,那便是周公。《西周书》中有很多文章便是周公所作,或是周公同时人或其手下人所作。要之在当时,周公在此集团中,并传至此后,有大影响。孔子一生崇拜周公。而我们要来研究周公的思想理论及其政治设施,当然这十几篇《西周书》成为了主要材料。我在上一堂已告诉诸位,做学问当从一项项的材料,进而研究到一部部的书,而在每一部书的背后,必然当注意到作者其人。倘使这部书真有价值,不专是些材料的话,则书的背后一定会有一个人。此刻我们说中国第一部最早的史学名著就是《西周书》,而《西周书》的重要作者,即发明此体裁来写出这东西的就是周公。当然可以有几个人,不专是周公一人。那诸位试拿此意见去读《西周书》,看此许多篇书之内容是否一篇一篇的分裂着,各有不同的体裁。不同的意见,和不同的言论,抑或可以看出是一套。让我姑举《西周书》中召诰一段话来说,这显然是召公说的,不是周公说的。它篇中说:“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惟王受命,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呜呼!曷其奈何亦敬。”此是说皇天上帝把它元子改了一个,从前大国殷之命,现在给你成王的手了,商代变成了周成,好的固是没有完,可忧的也同样没有完,你要当心呀。下文又云:“古先王有夏,今时既坠厥命;今相有殷,今时既坠厥命。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兹二国命”。这是说古代中国有一夏朝,上帝不喜欢它了,它不能再做王朝共主;接着又有殷,现在也不能做这王朝共主。下面才接到我们了。我们获得此天命,也正如夏殷一般。那些话,在《西周书》里屡见不已。首先可知中国古时有夏商周三代,那是真历史。现在我们虽因地下发掘得了商代的龟甲文,而没有见到夏代的,却不该说有没有夏代成了问题。只能说我们没见到夏代的文字,不能因此说没有了夏代。西周初年,周公、召公就讲过。我们固然承认龟甲文,但我们也须承认《西周书》。至于把王朝共主称为“天子”,认为是上帝命他来作天下共主,这个天命不给一族一人,给了夏,夏不好,又给商。商不好,又给周。周再不好,当又另给别人。故说无疆惟休,亦是无疆惟恤。当知我上引一段话,固是召公所说,其实乃是周公所说。在当时,周公可以涵摄召公,召公也有时可以代表周公。周公是当时一位名世的圣人。读《西周书》,便该领略到西周精神,同时便该领略到周公精神。一段历史的背后,必有一番精神,这一番精神,可以表现在一人或某几人身上,由此一人或几人提出而发皇,而又直传到下代后世。孔子一生崇拜周公,主要应该在此等处认取。若我们只把十几篇(西周书》当一堆材料看,不能看到整部书之结集和其背后之时代精神与人物精神,即是失却了其意义和价值。

  周公的天命论,周公的共主论,影响后世甚大。周公首先提出天命无常的观点,从前天命在夏,夏人不要了,天命又在商,后来又给周,但天命给周是为文王,不为武王。天命所与,只在文德,不在武功。这一层在《西周书》里也可看得明白。明明是周武王打了天下,但周公不那样说,定说是上帝为周有了个文王,才给周以大命。可是周公这番思想和理论,其实也并没有说错,而且可以说在中国后代历史上也一向发生了大影响。因此可知我们研究历史,更重要的在应懂得历史里边的人。没有人,不会有历史。从前历史留下一堆材料,都成为死历史。今天诸位只看重历史上一堆堆材料或一件件事,却不看重历史上一个个人,这将只看见了历史遗骸,却不见了历史灵魂。

  现在总结说,中国第一部大的史学名著应该是《尚书》;准确言之,应该是《西周书》。《西周书》的主要中心人物是周公,在中国历史上影响着几千年。我今天所讲,将到此为止。下面第二部史学名著我将讲到孔子的《春秋》,孔子春秋精神便从周公与(西周书》中来。如此而下,周公孔子,不仅为中国史学主要的创始人,也为中国文化主要的创始人。我不认为中国从唐虞时代就有了历史书;下至商代,可能有,但如今文《尚书》中《盘庚篇》之类,还只能当史料看。若论中国像样的史书,则应从西周开始,而且又是从周公开始。其余有关《尚书》的,尚有些话,来不及讲,应在下一堂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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