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红楼望月

有谁曳杖过烟林(1)

　　——读《曹雪芹新传》

我也算是和西方一些著名的汉学家接触过的人，如果再算上学汉学的西方学生和不通汉学但热爱中国文化的西洋人，那交谈过的已不能算是一个小数目，以我个人的经验，他们对于我们自己推崇备至的、堪称是中国古典文化的最高峰与集精华于一炉的《红楼梦》，大体总是表现出三点态度：一、他们当然都知道其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性、代表性，而且会告诉你，从他们的前辈起，就不仅重视而且动手翻译了这本中国古典名著，他们自己或通读过或至少是翻阅过译本；对于你同他们谈《红楼梦》，他们总是肃然而敬，很愿倾听。二、他们一般却又都坦率地告诉你，他们个人不是特别喜欢这部作品，仅就中国古典小说而言，他们更喜欢的可能是《金瓶梅》、《水浒传》、《西游记》；比如瑞典学院院士马悦然，他已将《水浒传》、《西游记》译为瑞典文，但并无翻译《红楼梦》的打算，他说瑞典的知识分子都能读英文或法文、德文的《红楼梦》，而一般只能读瑞典文书籍的瑞典人，你就是给他们译出《红楼梦》来他们恐怕也不能欣赏，说到底他个人对把《红楼梦》译成瑞典文缺乏充分的激赏以为动力。再如一位意大利女记者前不久对我说，她读《红楼梦》时，觉得那叙述实在繁琐难耐，她很虔诚地当作一桩加强东方文化修养的事来做，却只意识到“必要”而并无多少审美的快感，因此她宁愿通过看《红楼梦》电视剧的录像带来“速成”对《红楼梦》的了解；这令我联想起我对西班牙古典名著《堂·吉诃德》的态度，尽管杨绛女士的译笔极佳，我也还是不能逐页细读这部名著的全译本，而更乐于看据其改编的电影乃至于芭蕾舞剧。三、当你问到中国的《红楼梦》在他们西方民间中的影响时，那回答就更会让你尴尬，他们往往会说，作为一般西方人阅读中国古典小说类书籍而言，也许排在最前面的是《好逑传》、《肉蒲团》和《今古奇观》、《唐宋传奇》、《聊斋志异》的选本，然后可能便是《金瓶梅》；对于中国古代小说家他们可能一个也说不出来，非问，细想想，也许会有人说出施耐庵，说出蒲松龄，其至说出李渔（他写的小说《十二楼》在西方早有译本），能说出曹雪芹的，必是凤毛麟角。

西方人之难以进入《红楼梦》的艺术世界，恰恰说明了《红楼梦》在展示我们中国古典文化的精度、深度、高度方面达到了何等峻伟的地步。的确，一个西方人如果能像一个普通的喜爱《红楼梦》的中国读者（不必是“红学”家或大知识分子）那样，比如说在读到第四十回中贾母畅谈“软烟罗”和“霞影纱”时，会感到津津有味，那么，他就真是跨入中国文化宫殿的内层了。可惜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使得最具中国文化底蕴的《红楼梦》，至今未能引出西方首先是汉学家们的巨大而执著的热情。我们都知道西方汉学界对学问抠得非常之细，比如对老子和《道德经》，其研究之多之琐之频，光看论著存目，便会目眩心惊。就是研究李渔的专著也很有几本；但有没有研究《红楼梦》和曹雪芹的专著呢？在西方大学里教书或搞研究的华裔用中文写的另说，直接用西文写的，竟非常之少，写关于曹雪芹的专著，据有人查目，居然是零，倒是有位汉学家写过一本关于曹寅的专书。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自己，确实有必要专门写出至少一本给关心热爱中国文化的外国人看的介绍曹雪芹这位伟大的中国古典作家的书，现在外文出版社出了这样一本书，是他们特请从青春期起，即把自己的心血完全投入了对曹雪芹研究的艰难事业中，并至今钻研不倦的“红学”家周汝昌先生写成的——《曹雪芹新传》。

请周先生来写这本书，我以为并不是出版社的编辑在“红学”（这里主要是其分支“曹学”）的论争中，偏向于周先生的学术见解。其实无论请哪位“红学”家来操觚他们都不可能放弃自己的学术见解而持一种“公论”。由于关于曹雪芹身世的纷争是如此之多，从曹家的祖籍究竟是丰润还是辽阳，他究竟是曹寅的孙子还是侄子，又究竟是曹颙的遗腹子还是曹的儿子，他究竟是哪年生的，在没在南京生活过，生活过多久，他究竟有没有科举的功名，是怎样的功名，他家在南京被抄没迁往北京后，缘何一度微苏后又成覆巢之卵，经历了家庭的更惨烈变故后他究竟如何谋生，他后来究竟有否回游江南之行，当没当过尹继善的幕僚……一直到他究竟是１７６３年还是１７６４年逝去的，那位批书的脂砚斋究竟是谁，是相当于书中的那位史湘云的一位后来与他相依为命的女士，还是笔者的叔叔，或竟根本没有这么一个人等等，等等，任是谁来下笔，也不能炖出一锅“公论”，而必得端出自己的菜碟，至少他总得在几种主要的见解中拣出可认同者。周先生是极有学术个性的人，他也不可能跳出自己一贯的学术立场而去平等地罗列有关的材料与见解。但出版社请他出马来写这么一本书还是很合适的，因为就专攻“曹传”而言，周先生的学术观点或许不能为一些人“苟同”，而他的深入、认真、不断调整与修正认识到的差池的治学精神，却是为大多数人所公认的。当然，其他的“红学”家也还可以写另外的这种角度的“曹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