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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逾八旬，记忆力锐减，真是往事如烟如雾，飘渺依稀起来。不过有些印象深的事，却不会 忘记。 1952年至1954年，我在成都华西大学、四川大学外文系当了两年讲师。因1953年之秋《新证 》 问世，聂绀弩先生见之有致赏之心，遂烦林辰先生函邀我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去工作。我当然 愿意进京。川大不放行，冯雪峰社长请中宣部下调令，几经力争，方得如愿。
我于1954年春夏之交，回到北京。到京后给我的宿舍在东城东四牌楼十二条胡同以北的门楼 胡同，三间正房。
报到之前，聂绀弩同志来看我，是和舒芜先生一同来的。
这次来，只是观看一下住处情况，未落座，也未多谈。两个细节记忆犹清：聂公见我在正北 墙上悬了一副对联，写的是“旧有雄文悬北阙，近无老屋在南山”(欧楷甚佳，已忘书者姓 名)，他便立刻说：应改——改为“近有雄文悬北阙，旧无老屋在南山”。
他的敏思让我惊佩(因他改上句是指拙著《红楼梦新证》刚问世不久，而改下句又暗示他已 知我的“家底”、“出身”了)。
舒芜老兄那次初会未说什么，只言：“我若知道社里还有这么好的房子，我早来(住)了!”
及至上班后，又与他是同一办公室。记得是向南的窗，两桌分列，他东我西。
隔壁是张友鸾与顾学颉。因此舒兄曾示我戏语曰：这屋是“不作周方”，那屋是“东张西顾 ”。上句运用《西 厢》“不 作周方，埋怨煞你个法聪和尚!”——他本姓方， 故巧用“周方 ”一语。另句即又变用“东张西望”的俗语而只改一字，切合了张、顾二姓(顾也合“顾盼 ”之义也)。
初来之人，好比新媳妇刚入手，一切新鲜，故这些琐语细节也忘它不了。
我到班之后，聂公给我的第一个工作任务是“恢复”《三国演义》里被删的题咏诗。他说： “毛主席指示，那些诗不能删，要恢复原文。”(因该社已印的版本擅将那些诗句删掉了， 以为“无用”云……)
我补完诗后问他：要不要再核校一下正文?他说：那就校校吧。他的话总是这种简而不繁的 语式。
我一校之后，校出大量问题，改正之后，写了一份很长的工作报告，交与聂公。
不久他将报告给我送来，面有喜色，说：“报告大受称赞!你写篇文，给《光明日报》替新 版宣传宣传!”后知乃是受到了巴人的称赞
。
我写了文，由社方交《文学遗产》版刊出了，见署名是“孙模”二字，不知出于哪位代拟的 。
要我当小说组长是在此之后，聂公亲口“任命”的。
我当时十分惶恐——多年一直在高校，来社后一切不懂，如何做什么组长?十分为难，便找 他辞“长”之任命。他说：“没什么，你只管做，有不熟悉的可找张友鸾帮你。”
我辞不下来，跟着就要我作一份当年下半年的“文稿计划”，要按月份列出拟出的书名来。
这下子可更把我难住了!
无奈何，到邻室去找张老了。
张老是个老报人老编辑，老练非凡。见我去求他，说：“听领导的指示!”——其语亦庄亦 谐，不卑不亢，可也很“厉害”!那“领导”二字即指我这“组长”新头衔了。
他确实有本事，不一会儿就列出了一份六个月的“发稿计划”。记得其中有《聊斋》，还有 《阅微草堂笔记》。
…………
以上各情，初来的“新媳妇”印象太深了，终身难忘也!
还不止此，到命我重校《红楼梦》时，也是让我当“组长”，还列了人名单子、计划做法等 等。后因挂病号，“组长”不待“任免令”，自然消失。
至于张友鸾做组长，在我之前的事我无从得知，在我这个“组长”之后接任而且久任，那是 事实。
这真是“芥豆之微”，原值不得写它一笔，恐怕有人生疑，以为我是说假话——其实，若为 了给自己涂金，必然要“编”个动听的大官衔，怎么会把一个出版社的一个“古典室”的一 部分(小说)之“长”拿来显耀于人，岂不令人齿冷以至笑掉大牙乎?我还不至于那么无聊， 我要把这段历史事实记下来。
再转回来说说聂绀弩这个人。记得四兄祜昌说过几句话：“你耳坏之后，有聂公为你之知音 ——以其姓之三个‘耳’字，其中有妙理也。”今日回想，也有意趣。
人们都知道聂绀弩这个不寻常的名字，知道他是老辈进步作家，后来有一段不幸的遭遇…… 可是未必知道他是学者兼诗人，最后还迷上了书法。知道他作为学者曾研究《水浒》，又未 必知道他是一位卓识的红学探佚学家。
我写过怀念他的拙文，恐怕还不止一篇，可也草率零碎。今忽重读他给我的一首遗诗，不禁 触动往事前尘，情难自已，于是想补充一些旧文未及未备的片片段段。也许别人的追忆中 缺少这些史迹。
记得他赠我一本旧印的著作《天亮了》，卷前附有自题诗七律一章。那是“新文学”作品集 ，赠我之时他自谓乃是陈迹了。幸得保存，其诗云：
老至羞谈高与荆，他人串戏我观灯。
封神有传龙须虎 一手一足 盖半人也 ，水浒无名天酒 星。
死所知乎春水皱，生还遂了泰山轻。
此书十几年前著，不得其平剑尚鸣。
还有一首诗，我写入了随笔小文中，因此诗珍贵，特重录在此：
客不催租亦败吟，出门始觉早春深。
经旬走笔足红意，半晌坐花心绿阴。
山鸟可呼杯底语，我书恨待卷中寻。
不知榆叶梅谁似：漫拟迎探薛史林。
不看诗题，不知所吟何义——题目是：“春日撰红文未竟。偶携《新证》登香山，置酒，对 榆叶梅读之，用雪芹郊行韵，寄汝昌诗兄。”
这真是千古第一奇题奇句。
奇在何处?你看他字字句句，一心离不开《红楼梦》，虽不必说他这是“奇怀道韵”，也够 得上一个“风流文采”了。大约从乾隆年以来，无人在那样一种情景之下写出过那么一首诗 来。
诗之奇，还在于他的字法句法，迥异于一般“诗作”的平庸陈旧，俗套常言；而是摆脱老调 ，力创新文——走的是宋诗一路。只读唐诗的人是不大习惯、“接受不了”的。
例如，“走笔”与“坐花”成为妙对。“走笔”还可见今人犹有会用这种传统汉文的；至于 “坐花”，那就“瞠目结舌”，茫然不知所云——遑论其味了。
说到这儿，不妨多赘几句。汉字语文之妙谛，只读“白话文”尤其是只读“翻译文学”的“ 洋式中文”的人，几乎已经难以理解领会了，这是堪忧的文化大问题。今日教学生“语法” ，搬的是外文的“及物动词”与“不及物动词”，前者后跟“受事”“宾词”，后者绝对不 可!然而，这儿“走”和“坐”恰恰就是“违背”而“不通”的用法!
其实，这就是汉字的“个性”，不要硬拿外文来“框”他。比如“程门立雪”、“空堂坐雨 ”，你说这“立”这“坐”是什么“动词”?谁是它的“宾词”?东坡诗“不知江柳已摇村” ——柳怎么能“摇动”一处“村庄”?……唉呀，中国话可真“麻烦”呀!……
若说此皆文人墨客之事也，那么乡下老农就说“人睡腿，狗睡嘴”。请问这“睡”又是什么 “动词”?
好了。聂老的“坐花”太有诗趣诗味了。——“坐花”奇不奇?难道你以为他是“坐”在榆 叶梅之“枝头”上吗?
然后，你再看那一“足”一“心”，尤其绝妙诗人字法。
这儿有巧用。“足”本可作“足成”、“补足”之动词用；但他故意以“心”对仗之(都是 人体部位名称)，而“心”在这儿就不是“名”而转为“动”了。
“心绿阴”，是写心境感受。汉语文的“活”而不死，多属此例。
聂老此诗，是全在他表现他的“红学探佚学”的热情与痴情的。
在此，容我说几句“探佚”之来由吧——
“探佚”者，是研索《红楼梦》原著八十回后已然迷失的“后半部”的内容情况的学科，已 形成一门专学，其来源甚早，清代已有不少传闻记载，但立科命名，是我与梁归智教授的事 。聂老那时尚无此名此学的确立，所以他说的“足红意”，就是指“要把雪芹《红》书的佚 书找回来”——“足”是“完足”之义。
拙著初版《红楼梦新证》中有一专节申论此义，并从脂批中爬梳出几十条“佚文”的线索。 此是第一次较为全面系统的探佚工作，发生了很大影响。当时杨霁云、聂老诸位甚至逐步从 《水浒》研究而专门移向了这门新学。
这就是他那首诗的背景。听说，他病重住院而逝世之前，心心念念的就还是“足红意”的未 能完成，抱恨而长行了!言念及此，不胜悼惜之情。
聂老晚期是三件大事：探佚，写诗，习书法。探佚有少量得以发表的遗迹。诗是一概七律体 ，严格诗律对仗，精彩时现!记得的有题雪芹小像，祝冯雪峰六十寿(十首)，皆称珍品。
他是一位出色的作家、学者、诗人，可惜志业难酬，“红意”竟未得“足”，此乃中国一大 文化学术损失。
他是我的知音，也受我的治《红》、嗜诗、爱字的影响
。
据我所知，聂老的诗，已出版了两种集子，后出的诗篇多得很，但也不全。评者大抵从他的 诗格之奇而着眼，我则愿意多体会一些诗心的细致精妙之处，如上文所举，“走”与“足” 在一起，“坐”与“心”在一起，便又起了更丰富的“诗心匠意”之美的作用——这是诗人 的个性独到，也是中华汉文的特性奇妙之难与伦比。不明此义，便会只以外国理论的眼光来 论事赏“音”了，几何不成为隔靴搔痒乎!
我写过怀念聂老之文，感受他对我的知己之情愫。今复写此文者，重点与旧文不同，非重复 而絮絮不休也。
诗曰：
兄云“三耳”是知音，
赠我诗篇意最深。
《水浒》罢研红学挚，
香山梅下细思寻。
十九年前笔自奇，
惊看卷首寄言辞。
想见当年豪侠气，
检书看剑一题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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