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

蜀道知难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此已早成历史陈言了，但我还是赶上了一点“难之尾声”，略知滋味。

我是1951年之秋，忽接成都华西大学之电聘，邀我去当外文系的讲师——其时我尚在燕京大学的中文系研究院读研究生，差一学期方能毕业。何去何从?殊费斟酌。

话要稍稍回转，“倒插一笔”：

我1935年秋初中毕业，本应1937年秋高中毕业，即升大学。孰料1937年卢沟桥事变即起，母校南开中学被炸南迁。几经周折，到1939年方得考取燕大西语系，1940年秋方得入学。又孰料，1941年冬即遭日寇封校。又经六年沦陷之苦难生活，于1947年之秋再次考入燕大——仍算40学号老同学，并承认已读的三学期的“学分”(燕大是“学分制”，读满规定的学分限数，方能毕业)。所以我这个“老”学生却成了解放最初一届的燕园毕业生。闻者(聆我追叙自幼龄的学程百般坎坷)称异，几乎难以相信!

毕业分配工作，新中国的新闻总署到燕大去要应届生，条件是中英文须兼长，于是系里推荐了我。

新闻总署专人到校找我，适值我外出，未能洽谈。正巧中文系来通知我，即将成立第一届研究院招生。我又在就业与求学二者之间必须做出明智的决断。

这儿有一小趣事：1947年重考入学(复学)时，我想转系，报了新闻系。及一到选课填表经系主任批准时，他见我选的课都是文学艺术之类，于新闻必修课毫无兴趣，当即驳回，说这不行，要大改选课表。

我无法“接受”，于是就去找西语系主任柯安喜，说“我要回家”(back “home”)。

她见系里来了一个“浪子回头金不换”，十分高兴，喜笑颜开地说：“你要回来——太好了 !”一下子就在我选课表上签了字，“收留”了我。

既有此番小曲折，我再就任新闻总署的职位，心里终觉欠安；加上我是个酷爱中华文学文艺之书呆子，对中文系研究院的“魅力”简直无法“抗拒”，就入了院当研究生，婉谢了新闻署。

华大来电聘，事带有“传奇性”，也不易得，遂又决计应聘。我为此去向高名凯先生请教，多蒙高先生十分慷慨照顾，说：你就先去就聘吧，所差的一学期可以不计，你到华大后在半年内将论文寄来，研究院就承认你的毕业资格。

我还请问：到成都教学，您有什么指教之言，也当敬聆。他沉吟了一下，然后说了一句：多注意政治。

我怀着感激的心情，办理离开燕园的手续——这是依依难舍的地方，去就难以两全的滋味很不好过，然而也只好拜别师友了。

1951年受聘，离母校，次年春末方得启程上路远赴锦城。当时并无铁路，要“爬”秦岭，循古栈道入蜀。

上文已交待明白，我重返燕园，非复少年，人伤老大，曾于本科时作诗，今只记此七律中一联云：“半生书剑经三化，一介儒冠上二毛。”(三化，用《观我生赋》之语；“二毛”即潘岳的典故，不烦多注。)那时入蜀，事非简易，已做了永离家乡的打算。老家是连一条“青毡”也无有了；浑似迅翁之诗所云“挈妇将雏鬓有丝”。

成都华大知我实况，并非单人独骑(ｊì)的一个少年学生，而是要“携家”前往，慷慨地两次汇给了旅费。那时要从故里天津先到北京，方能登上火车，经河南，入陕西，直到宝鸡下车。从宝鸡为始，就要爬秦岭了。

那一切的经历，都是新鲜的，此刻也难尽表。单说怎么“爬”法呢?——

一辆很敝旧的破汽车，由它直开到成都。这可不是小事一段。但看那司机“貌不出众，语不惊人”，可是他显得“若无其事”的一般，我想他是经验太丰富太老练之故。

我们这一车十几个人，都是千里之旅，有从沪上入蜀办事的，有游子回乡的，还有军嫂远赴新疆探亲而路走此半途的……我属“特殊身份”。我们天南海北，结了一个缘：许多日夜，相聚相助，休戚相关，都熟识了而且都是很好的人。

从宝鸡旅馆告别秦川平原，一入山口，一峰突起，衬着云霞，我的男孩喜得立即拍手叫出声来。我也觉得自己是个“诗境”中人了，十分欣快。

千盘万转，一辆破旧车像个不识世务的牛犊，在无穷无际的山岭上左旋右转地爬起来。望车外，一步一景，难描难画，连山的颜色都在多变，竟有赤红色的一座峭壁孤崖，绝似娲炼之余!

但在“观山景”的快意和惊奇中，车临险境，奇不可言，心里也会想：我们这一小群人的命运，就全“寄托”在这头破“铁牛”身上了——那车和司机，倒有点儿“牛劲”，从未见他们略有迟疑或疲态。

可是，有一回在一处山顶上“抛锚”了。

久坐车内的人，走出来活动腿脚，我下来见是一片不陡而倾斜的坡面，石头很光滑，不敢放步走，小心翼翼地试“行”几步，发现坡上有镌刻的大字，可是没法 “远览”(鸟瞰) 而辨认是何字句。正在怅然无计，说车是小毛病，没事了，上车吧。于是“老牛”又依然鼓劲地往前挪动起来。

这一次实在算不了什么真“事故”，略为麻烦些的则是在凤翔县——全程也只这一次，可谓幸也。我因此更佩服这辆破车和那看似等闲的司机。

那是在凤翔歇下，“打尖”休整，以备往西的更艰难的行进。看见地方上有人召集村姑农妇们，列队扭秧歌，是当时表现妇女得到解放的活动。我则只想起历史上如苏东坡者在此做官留下喜雨亭等石刻，惜难寻踪问影……

夜晚男女老幼挤在一个大土炕上，记得在炕上并未真的睡着了，忽听见唤大家起来要赶一程路。旅客都是最想快到，不计睡不睡，于是纷纷收拾，离店又行。

已记不清走了多远，到一深山中一个“坳”处略有一点平地，那儿孤零零一所陋房——车在这儿出了毛病。此时已是黑夜，将那户人家唤起，要求投宿。进去只见中年妇道人家两个，惊奇地忙乱着，接待这伙不速之客。她们最忙的是将仅存的白面倾入一个大盆，赶着给客人和面烙饼。

饼还未烙成，忽又传来，车修好了，不住下了!讲好的饭钱照付。两位妇道，感谢意外的收入——可是谁也不知道她们的那些面怎么处置。

这说明：破车不破，司机技能真是可佩之至!

万没想到，千山万岭，好容易车到广元，又一次下车检查。据说那时正值三反五反期，沿路检查甚严，怕有贪污等逃犯以及其他不法之人。但广元这儿却比他处几倍严格——男的要脱衣，儿童要查鞋袜底儿……行李彻查，更无待言。

轮到打开我的行李卷儿，从中发现了我从天津买的美国进口助听器(因怕摔坏，置于棉被褥最软之处)。这可让四川的检查人员大为震惊——以为是个“小电台”秘密联络器，疑我是个“特务”。

这下子，麻烦可大了。

他们先找了“无线电专家”来审验这个助听器，大约费去一小时研究，结果明白它只能“收 ”一般声响，也不能“发消息”。于是这才把我叫到办公处，口头盘问。我有华大聘书与当时军方部门开具的旅行证件和地方发的迁移证。不想证件上有一个字是圈改的，我倒未察觉，他们抓住此点不放，诘问此字如何是改的。我说：原来就如此，与我的笔迹无涉。仍不相信。

最后，见我侃侃而谈，面无惧色，也抓不到任何可疑之迹，这才让我当场写一份自述书面，然后放行——但对助听器仍不放心，对我说明，弄清之后再还你到华西大学那里。

这时间可就久了。汽车有行程，不能为一个人的“事故”而久误时间站头，有些旅客当然催行。幸而那位司机同志真是好人，他说：他(指我)有家眷小孩子，抛下他在这儿，他怎么办 ?还是等等吧……

到处有仁人。我至今感念——倘若他照规矩开车走了，我将会被困在广元，那困难不堪设想。

等我从被拘问处出来，只见远远地站着三个人——同伴者，见我出来了，面现喜容，陪我走回(我还真不记得路呀!)登车之处。

我至今想：这三位旅伴，也是大仁至厚之人——不知我是什么人，遭了什么嫌疑甚至真有什么“问题”，谁不躲远点儿?可这三位却关怀地到那地方去探我，这是何等善心至意!然而旅途人生“一面之缘”，再无相会之期，连姓名也不能尽知。每念及此，无限的怅惘和感激之情，难以悯默。

快五十年了，久怀在心，无由纪念他们，今日方以小文志之。

诗曰：

秦岭盘纡落照昏，深山曾叩野人门。

助听“新物”原难识同车者有上海徐志森先生，见我是个知识分子，谈得来，后来成了通信朋友。他曾叹道：四川地方太闭塞了，助听器上海商店橱窗摆着，人人皆见的，在此却出了大麻烦。，感激仁心格最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