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

舞文弄墨

　　我“命中注定”不是飞黄腾达之人，定是一名文士书生。其“征兆”之一端就是从小喜欢“ 弄笔”为文。为文之际，还代人“捉刀”。

作诗填词要另谈，此处只讲一个“文”字。最早的“捉刀”之例是某乡古庙久荒，殿宇将颓，热心者为保存古建筑筹划修葺，这要有一篇“募化”的启事文。那位先生先是找了一个本地“能文”者作了一篇，不太满意，来求父亲。父亲对修庙不“内行”，为文感到语意空泛，有点儿为难。于是我就斗胆代笔。结果颇受鼓舞，以为比那已有的简陋不成文的启事稿好多了，既有辞藻，也能打动人的情怀。

一位设塾课徒的刘先生见了，甚加称赞，但他提出一个疑问：开头叙中华寺庙的起源时，用了一个“鼻初”的词语，说从未见过，担心不太妥当。我当时的理由是鼻字本有“始” 义，故人称最早的祖先叫做“鼻祖”(似乎古谓人在胎中，最先成形的是鼻子)。如此，鼻初即最早的萌芽，怎么不可以?

“捉刀”之例也替父亲作过亲友间的挽诗，早不记忆其词句了。到燕京大学时，我读西语系，却不知缘何有了“文名”。一次，名教授张东荪先生受友人之嘱托，要为一部书法史制序，张先生很为难，因为对书法并无研究，只讲哲学。于是想找个代笔人。其时整个燕园无法寻到能担承者。哲学系的吴允曾兄(他已是教师，但与我是“同辈”，我隔六年才又回校“ 当学生”)，就来找我。我应命交卷。

张先生很高兴，因素不相识，仍由吴兄作伴，邀一晚餐为谢。(记得我初到张先生家只有王钟翰先生在座，他是邓之诚先生的高足。)

再有就是不止一次为张伯驹先生代笔了，有七律，有信札。记得郭沫若贬《兰亭序》为伪迹时，张先生非常反对，定要上书于周总理，命我代笔撰呈函。我也作了，但心知这根本无用 ——周总理如何能管得了这样的奇事?

至于不属代笔捉刀的自己为文之例，也举二三，以存雪鸿爪迹，彩“豹”斑痕——

我还在初中之时，年只有十六岁，每逢星期日，二哥必来探看，因星期日可以不请假而出校，故偶尔相伴到附近走走。一次，在学校西侧隔马路不太远，忽发现一处鹿苑，空场中养着不少梅花鹿，有大有小，十分可爱。问知此乃乐仁堂老药店乐家的地方，养鹿专为取茸取角以为珍贵药材。二人观赏半日，不忍离开。

随后，二哥忽萌一念，可以说是本无可能的“妄想”。原来，我家一位老表亲刘子登，在吉林经营木行，他有一年慨赠爷叔(我父亲)一对鹿，养在我们小院里的西北角上木栏里。那鹿是用巨大木笼运来。因他只买到雄梅花鹿，配了一个不相称的高大的母麋鹿，而且在路上伤了后腿，成了瘸子——这不成“对”的夫妻无法生养小鹿。二哥的奇想是：向乐家主人洽商要一个小母鹿，不知能成与否。反正不成也无妨，他就让我写信去“撞”一回试试。

于是我得到了“弄文”的机会，依嘱写好付邮。

这本来是“异想天开”的事，也未敢真抱什么希望。谁知，乐家主人对一名初中学生的如此一份不情之请，竟然很快回信，慨然愿赠小鹿，嘱派人前去领取。

二哥高兴极了，马上信函报告于父亲。这一新闻性消息在敝乡传为罕闻的盛事佳话。

幼年往事，尚非真正本领；等到升高中，直到入大学，因家境不丰，难支费用，皆是靠成绩及一份奖学金申请书来办大事。

我的年级，不算小学的多次停课耽误，单说中学，本应是1937年毕业生，只因日寇侵扰，我到1939年方得投考燕京大学，次年入学，文学院长是周学章先生，批准了“全免”的奖学金数额。抗战胜利后1947年才又以“插班”身份再次考入燕大。这次入学，则周院长早已作古 ——我回燕大，先是向他夫人联系寻求协助的。重到燕大时文学院长是梅贻宝先生(巧极了，周、梅二公皆津沽人也)。手续逐一办毕后，方见院长，呈上各种单据、选修课表请审核签字(方能交注册课，算是正式入学，否则无效)。我见梅院长时，他问了我两句话，用眼打量我，似有所思，然后签了字，我致谢而退。

以后，有同学张光裕兄者，为梅先生作助理工作，一见我，必然先说：“梅院长夸你是个才子!”我问梅先生从未看过我的文字呀!他说：“梅先生说你的申请书写得最好，怎么说没见过你的文笔?”

此言张兄特别津津乐道，仅是向我重复讲说，就不止再三了。

那时的文字，仍很幼稚，但能获梅先生的青鉴，却感很大光荣，至今难忘。

诗曰：

书生弄笔似寻常，奖学年年赖主张。

更有奇情兼盛事，梅花乞鹿乐仁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