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

写呈子·劫秧子·进頏子

　　我之遭绑，并不是一桩个人事件；这个话题对津沽历史，颇有些关系。从道理讲，不是不妨一写，而是应该一写，必须一写。但是若一写时，便生顾虑：一是事情首尾太繁；二是怕人家说是给自家“贴金”；三是怕“关系复杂”，虽已事过数十年，说不定还会由此得罪了谁，找来麻烦。三怕当头，文章怎么会好得了?但如今读者非要我写写不可。我只好将三怕暂且收起来，试巴试巴看如何。

古经书上有两句话：“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又《史记》荆轲传上说：“智深勇沉” 。这两个典故，总使我心头上涌起无限的思绪和感叹。

早年间，南郊一带流行着四句口头语：“×沽出匪，×沽窝匪，××沽养匪——咸水沽抗匪。” 此虽陈言往事，而那一方的老党员干部，如今也有知悉的了。我这个咸水沽人，满腹的话言，提起这些，真不知由哪儿写起才最为得体，最不讨厌。

从津南郊小站往南，有一股绑票匪活动于那一带地方，无人敢惹；海下诸村镇，望风纳款，因为他们的“眼线”遍布于各村内，里外勾连，信息最灵敏。所谓“纳款”，倒语妙双关：各村害怕遭劫，都“自愿”筹款，按时由眼线交与票匪，眼线也得“分红”，自不待言。这中间，惟独咸水沽是“死角”，一文不名，也不“应酬”，死硬得出奇。咸水沽有何神力可恃?早晚要有个“好瞧的”等着呢!——好心的为捏一把汗，坏心的是坐山观“虎”斗。

咸水沽实际是个交通枢纽点，海河老湾畔的一个商业镇，其街长三里有余，沿街两侧，商店栉比，十分兴盛。镇中的一切公共花费，皆是这些商号负担，居民不过是“象征性”的，占比例很小，而且真正的富户也极少。因此，商家对地方事务的发言权与干预权是头等的，也是能服人的。——不幸，先父后来被群众推选，当上了商会会长，种下了祸根。

先父本是个老书生，没有人情世故的经验与才能，为何却被推选?说起历史来，也着实有趣：我上小学那时代，各乡镇试行“普选”，当地人每个都有权投票。这时，咸水沽的著名劣绅李某等，遂乘机作弊，买通一批投票人，都“选”他。因为他是绑匪的眼线，这下子商号群众哗然，引起公愤，告到了官府，官府无奈，推翻了原案，重选!这下子，群情高涨，热烈已极，真个举行了重选——可这重选，却就是我挨绑的“根本缘由”!

先父一生从不曾、也不会办“公事”，这回为何硬是给打鸭上了架?说也简单，就是看上他三点：一是清廉，一尘不染；二是正直，不会给私党亲朋谋利，大公无私；三是绝不通匪、反对劣绅的行为。正是以此为始，他的艰难的处境，沉重的担子，就再难推脱卸肩了。

我从作小学生起，有一个“课外作业”，就是要给父亲抄写“呈文”。因为和天津县官府打交道，都得递“呈子”。呈子是纸店印制的“白摺”，无行无格，而必须用小楷“恭”书才行，这活计就落到我头上。一个小孩童，心头留下的最深的印记是父亲的苦衷与为公为民的正气，不畏任何强梁势力。“呈子”的内容总离不开两大类：一是危局难支，托病辞职；一是驳拒官方对地方加来的各种样式的摊派和苛索。

官府对父亲辞呈的回批，总是说：环顾该乡，别无人选，尚望勉为其难、无庸引退等语。但到了我小学快毕业时，我写“呈子”的主题内容有了重要变化：一请兵，二“具结”。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须容我濡一濡笔，为君再写——

原来，本地练有“保卫团”，个个是好样的，有步枪，还有二十九军抗日式的大刀，红布刀穗，背在背后，非常威武。后来绑匪动“真格的”了，每夜来围攻，这些卫士没有一个失职或败退的。但日久天长，形势严峻得很，独力苦支，便有岌岌可危之感了，于是万不得已，商民万众，合请二十九军给以援助。这种紧急求助的恳挚的“呈文”，我也代抄了很多。

提起那围攻，可真是惊心动魄!那时我虽值小学快要毕业之年，但久叹学运坎坷，经常“逃难”——逃的是败兵(军阀混战时期，败兵流窜横行，如虎如狼)，逃土匪，也不知多少次了。这回到了围攻之日了，可真吓人：那时每晚天刚刚“擦黑”，战斗就开始了，总是一枪领头，那一声长啸，划破死寂的夜空，然后，枪声越来越密，就像爆豆儿的锅，万声齐发!匪徒的“叫阵”和“喝彩”(说对方“好枪”!)之声，就近在咫尺——像在房后头!这样“前线 ”式的激战，总要持续到大半夜，方才盼到渐渐止息：匪攻已退。人们相互苦笑着说：“不容易呀——又活过一夜来!”

试想，一个孤立无援、只凭正气和意志来抗匪到底的乡镇，其实力能“熬”到多久呢?

每夜都面临“城陷”的一个危村，计无所出，于是大家合计，向二十九军求援，请派驻军。

雪片似的呈子，告急的呼声，打动了军方，可军方也低估了“形势”——终于派来了一排士兵。

商民的吁请，打动了二十九军，真的派来了一个排。大家欢欣鼓舞起来。可是这一排军队，一到沽中，只经历了一两夜，便尝着了真“味道”，一排人无济于事，甚至有身陷危境之忧。很快，他们的长官又派来了一个连，而且这是个硬连，还配备了一架机枪!这回，人们的腰杆更挺直了。

谁料想，一个连也不行!

原因是，这个沽狭长数里，北临老海河湾，南面就是匪众夜夜来攻的那面；这个面拉得可太长了，而且小道口无数。这对防御，是个大难题。每一道口都是来攻的可能“缺口”，所以每个道口都得设防。这时，仍然夜夜激战，攻势极猛，幸亏那架机枪，能把猛攻点硬是压下去，攻者受伤撤一下，又转到另一个小道口去……继续鏖战，而这架机枪，就得不停地流动，哪个道口势急了，就得奔哪里去。这样，这一连人，等于夜夜“疲于奔命”。连长叫苦了，而且说：我们也经过阵势，大战役火线上也没这么激烈的战斗!

这还不打紧，麻烦的是这个连的上司黄营长，人家热情支持这个孤城困守的小镇，却因此受到谴责质问。上级说：你们驻防一个村镇，这么短时间，竟然消耗了这么多机枪步枪子弹，这是从古未闻之事!你得交代事实真相，否则要有法令处分!

黄营长当然也着了忙，来问我父亲：这怎么办?父亲闻此，又感又愧，于是集合众商号负责人，商量如何给黄营长申冤解围。大家听了，群情激奋，结果是纷纷自愿“出具甘结”—— 用呈文陈述事情的真相，说明驻军的功劳与困难，并表示对黄营长的一切，愿负全责为他解除“罪过”。这样的“甘结”，为数极是可观，我这个“义务代写呈子”的学生，因此又添了不少差使。

迤迤逦逦，已到了日军侵略、华北形势日益紧张的年代，二十九军自有重大任务。驻军最后必须撤走了，沽中人依依不舍，洒泪作别。那黄营长，后来在抗日战争中背负受伤的张自忠将军脱敌，他自己则殉国了。

驻军一走，沽中人“没辙了”，怎么办?这时才由大家公议：只有修筑围子(土城)一途，别无良策。修围子能把四面的小道口进攻点都堵住了，解决防守人力火力分散的大困难。

修围子可不是一件小动静。那时的一个惟一的可贵条件是万众心齐，心气儿往一起聚，团结异常，一切难题都能找出办法。此地的南面，大都是上好的“园子”——种蔬菜、细耕作的 “棵把”(乡语，指的是青菜精品)园地。这一方的人，比较富裕，种“园子”的多，再往南边去，那就是出产小站名稻的大片大片的碧绿水田。所以民户也不像真正的贫苦农村，没有十分贫苦之人。一旦说修围子，挖沟取土，围墙基地，几乎都得占用这些园子地，毁了真叫人心疼。可是，那时多年磨炼的全镇商民，顾大局，急公好义，肯于牺牲个人利益，终其事没听到什么怨言或发生什么争执控讼，十分顺利地修起了相当坚固宏伟的一座小“城”，规模甚是可观。那时，仅仅这一工程的始末缘由，种种情事，人的智慧才能，父老们常当做“ 一部书”来讲给人听，真是比一部书还热闹，还好听。

驻军撤走和围子修好之间的这段时间内，也不是没有险局的。我那时已随母亲“逃难”逃到数十里外的亲戚家去。沽中只剩父亲一人，维持那种险局。有些胆小的，已陆续逃到天津市里边去“保险”了，沽中显著地冷落了好多，这时有人劝父亲：“残局未保如何，为了安全，您也走吧——为公众的事，您也尽了全部心力，不为对不起全镇的商民父老了!”父亲不为所动，说：“我一走，全局就变了，前功尽弃，我于心何忍?”他只好每夜借宿于不同的熟人之家，为的是这就不容易被攻进来的对头一下子发现而落于其手。这事情，是听我表叔后来告诉我的。

父亲的这种为公忘己的精神，赢得了每一个人的由衷钦敬和感激。不但本沽，那一带周围的 “七十二村”，也人人尽知，同样崇敬，许多人不知父亲的名字，大家不约而同地给他一个专称代名。数十村联名，主动做了一块巨匾，是整块极大极厚的樟木板，上刻“硕果苞桑” 四个大字，鼓乐列队将匾送到寒家。本沽众商号则合送了一个大银盾，上刻“智深勇沉”四个大字。大家用经史上的名句，表达了真诚的感念。

可是哪里想得到：票匪并未攻破敝沽，却发生了另一件奇事，使父亲和我终落匪手。

前面，似乎文已不短；实则粗略已甚，历史情景，百不存一。以时间论，已从“军阀混战” 时期相连到华北沦陷前夕了。记得多年前我写过一篇《少年书剑在津门》，那是叙我中学时期的种种患难与爱国之诚。卢沟桥事变，南开中学解体，我失学回家，誓不报考敌伪学校。回家之后，不但亡国之痛锥心蚀骨，而且乡里之忧益深，绑匪的踪影，一直也并未消匿，他们多年来“占山”于一方，总无改弦更张、改邪归正之心——满可以一变而成为一支为国为民、抗敌扫奸的民间武装力量。不!如有人歪曲历史，为他们涂脂抹粉，说成是什么什么名堂，那我可以举出硬证，证明他们是连侵华敌军的一根汗毛都不敢碰的鼠辈。

历史是个千奇百怪的万花筒，我经过的“新鲜事儿”，告诉今天的听“故事”的这一代人，管保谁也是不相信，必然心想我是在写“演义”小说。那年头儿，在天津郊区，真正肆害人的除了日军、汉奸、“翻译”、高丽浪人等等之类外，还有不知什么时候“冒出”来的莫名其妙的“杂牌军”。谁也说不上他们的名色与“来头”，只见其制服或黑或黄，破破旧旧，一副“不成正果”的“军容”，浑身邪气。他们原本是敌伪的爪牙，窜到哪里，哪里百姓遭殃。咸水沽在长期的“训练”(经验教训)中，学会了一个笨招儿，即每逢“杂牌”来了，全体商号约会规定，先给他们找着住所，然后一日三餐，地方供给，各商号家家须烙白面大饼，成筐成筐地抬送到“军营”，以饱虎狼——用这种苦办法把杂牌给“宾”住了，不好意思翻脸露本相、乱抢乱来了。——我至今还仿佛闻得到那大筐的上好洋白面、香油大饼的扑鼻香味，我们也不是常能吃到的。

记得后来从山东窜来的一批，穿黄制服，名目好像是“巡盐的”(?)。人们背后呼之为“烟台梨”。他们照样受大饼的招待。那时，侵华日军之败势已逐渐显明，这些杂牌自知不久，乃作“鸟兽散”的打算——他们临走前，忽将先父及一些殷实商号负责人召去，表示要一笔 “盘缠”，从此“告辞”。被召的这几位人，推举了一个“能办事”的回去找商会快速筹一笔钱来……

事情糟就糟在那位被推出来办钱的“能人”，此公不知出于何心，久久不依约先打个回复。这下子，贼人胆虚，以为地方上会报告该管者，前来“整”他们——等人不回音，心疑“ 有变”，于是急不可待，他们慌慌张张，拉开队伍，将召来(并软禁)的商会会长并大商号头目人等，如驱赶羊群一般，往小站方向，落荒而走!后来听说，杂牌军官以为是先父安心要害他们，一个耳光，将帽子打落在地……

正好!天赐良缘：杂牌是走投无路，跌跌撞撞，逃向小站南边；而绑匪则闭门家中坐，“福 ”从天上来——居然多年攻打不下的咸水沽抗匪领头人，今天却由杂牌送上门来!匪首李某，大为兴奋，而杂牌们因此都成了NFDA1子里的“上宾”。

世上的事，奇乎不奇?说书唱戏，未必能听到看到这般的“动人情节”吧?父亲为了地方，冒着与众多敌情明争暗斗的危险，置自己的身家性命于度外，苦撑了那么久，谁料想却这样地落于虎口。

咸水沽那一代人，真是好样的，出了如此特大意外变故，怎么办?他们没有“一哄而散”。我记忆中，众商民曾到寒舍来慰问家母，并表示：“您放心，老爷子为地方呕尽心血，什么也不赚，还赔上多少，今日不幸落到这个地步，我们大家无论如何也要把老人家赎回来!” 我那时正好失学在家，每日一开门，就有乡亲们来问。我守在父亲的小客室里，那儿还有几位是“常座”，他们定时来，来了一言不发，满面愁容，来陪着我，并千方百计地探访讯息，有的甚至占卜打卦，想寻问吉凶的大兆头。

经过了不寻常的“洽办”过程——这回可得去求“眼线”了，也经过了很多的曲折(曲折主要是匪首滚嘴，收了钱不放人，弄得地方上负责去送款领人的办事者几乎要“跳河”!)，最后总算把家父遣放回来了。

哪知道，紧跟着我就也成了“秧子”(绑匪黑话，管绑架对象叫秧子)，而且继家父之后进了NFDA1子。

“盗亦有道”。绑票不是为了那个“人”，是为了钱。所以非有极特别事故，是不会“撕票”的(即将被绑者杀害)——因为如若赎不回活的人来，那谁还去送白填空的钱 ?家父抗匪出了名，匪也知敬，又知道寒舍是个没钱的人家，地方上公众集资，满足了他们的欲望，他们自然把家父放回来了。

父亲深畏招惹风声，再生枝节，不敢回沽，暂往津市寻借一处藏身之地。我在家得到喜讯，喜而不寐，连夜计议到市内去看望父亲。有一姨兄孙君，和一位旧时在我家盛时当过“书童 ”的李君(我们尊称之为三大爷)，主动与我同往。三人兴致勃勃。

那时，由咸水沽到市内，陆路还都是骡拉的胶皮大车，汽车极少，最方便的却有一班小轮船，俗称“小火轮儿”，每晨由沽东头关帝庙码头开航，走海河，直抵金汤桥侧。我们当日“ 一行三人”，起个大早，登上小轮，天气正好。河行确是一件乐事，那时海河水势甚旺，风景实佳，两岸万苇森森，村树如绣。我们观赏着河景，好不开心!

忽然，一声枪响，乘客们纷纷挤向小舱口，下舱躲避，不知出了何事，个个惊慌失措。此时，船开不久，也不过行至四里沽河湾一带(还没由老海河湾进入新海河正身)。枪声落处，小火轮听见喊声，喝命停航。不一会儿，从东岸上来了几个持枪人，上得船来，将所有男乘客赶往岸上，夺路而走(妇女都留在舱内)。

越过田畴，有了小路后，命令这群秧子排成“双行纵队”，小快步慢跑“急行军”，一直往东南方向驱赶而去。

我那时年龄正好，本是个学生，腿脚轻便，被“评”为头等“跑得好”的秧子，多数商民人等都比不上我的“光荣”。跑不多久，又听一声枪响来自身后，有些人面现惊慌失色之态，我还稀里糊涂，莫知一切。事后方知，熟人韩君在此“秧”队中，他是个西医，人也很好，但素患支气管炎症，步行尚不能快，快了就喘，焉能小跑急行军?他掉在队后，匪人以为他是有意不听驱令，希图逃脱，这在紧急状态中(匪人急须迅离此地，因为怕军警随后赶来包抄)犯了大忌，于是一枪将韩君“结果”在地。从此，我再也看不见他那满面春风的形影了。

也不知跑了多远，越走越显荒僻了。后来被驱入一间黑屋里，坐地休息。此时似乎是匪人们觉得已脱离危险地区，可以小停喘息一下，并“初步了解”秧子队伍的“内容情况”。相当数目的小商民，明显毫无油水可榨的，在这儿就获赦，放行还家了。——我乘此良机，就“ 举手”自报身份，是某人之子，同伴孙、李二人，陪我无用，有我在，可放他们回去。

押队者听我所言，心中暗喜——不想这回劫秧子竟劫着一个“大”的!他们马上依我将二人释放了。我眼看二人出去，他们胆小，不敢与我再说一句话。

记得又到一荒凉处，再次休息，已经有某军警追赶剿捕之声，就在屋外经过。但我们被禁在黑室，大声不许出，紧张万分!可惜，追剿者没能发现此屋内大有“文章”，过去了。匪人这才如释重负——但我心里抱着被发现救回的希望，却破灭了。

话要简断，同行秧队，只到某处便止；惟我这个特殊的“重点秧子”，继续南行，因为小队干的这笔“生意”，总头目闻知大喜，就命令单把我送进大本营——NFDA1子里去。

我至今感谢他们赐我这个难得的“旅游”机缘福分。

与其说是押送，不如说是护送。一直往南，也不知走了多远，纵目皆是不毛之地，偶有小块浅水，满地盐卤白痕，光景奇特。最后，终于来到一片大“湖”之边岸，这就是NFDA1 子了。

坐上小船，被“推”送到里寨，那儿有带枪的等着。这里有绿树了，有房舍了，我不知忌讳地张目玩赏。他们领我进入一间最深层的秘室——进去一看，吓了一跳：咸水沽的人!他们蜷坐于一炕上，都是上回被“杂牌”软禁驱赶“裹”到这儿来的。他们忽见我至，又惊又“ 喜”，因为家父刚刚从那儿出来，我就“神使鬼差”地来“填空”了，万万想不到!

匪帮的二级头目来“看望”我。此人很和蔼，似有某种“旧谊”似的来关照我。我天真地睁大了眼，正视着他的脸。他走后，“同室”之好心人告诫我说：以后有人来看你，万不可抬眼正观，要低头勿视其面，因为他们都忌讳人看他(怕“认”得了，记住了形貌)。

我初来，是受“优待”的，不蒙眼，不捆手，“放风”时(大小便)有专人“带领”空地处去 “方便”。没想到，好景不长，出了一件莫名其妙的事：他们的人不知在什么地方和军警官方遇上，受了点危险，硬说是家父出去以后“使的坏”，匪首的弟弟——二大王，某晚吃饱了前来“查秧子”，见了我——听告知我是谁，勃然大怒，用木棒打我的腿，说：“你们没良心!”这回可不客气了，责问看守者为什么不蒙眼，“严加管看!……”

天无绝人之路，后来不知缘何，将我单独看守了，离了沽中乡伴，颇感凄惶；可是新派来的看管专人，却成了我的“福星”：此人厚厚诚诚，寡言少语，一脸良民气色(匪是带“匪气 ”的)。他形影不离地照顾我，无微不至。偶有匪徒要来戏侮我或找麻烦，他必然将他赶走。夜里陪我在一个单间炕上和衣而共眠。我心中十分感激他，揣断这其中定有缘故，可也不敢问。从某些细微处偶然流露，我得知他对家父的为人一切，深为敬佩钦重。

我这样得到了“好处”，过得倒很“快活”起来。忽一夜，睡中被这位好人良伴唤醒，他仍然一如平日，安详稳重，只说一句：“起来，有人接你来了，可回去了。”我刚从梦中醒来，闻听此言，真如“梦中说梦”一般，迷迷惘惘，随了他，很快来到水边，仍然是那小船，有人已在船上，不用说，仍然是有健夫淌着到腰的水，“推”我们出NFDA1……

我这时才真正清醒了头脑。抬头一看，旷野深夜，满天的星斗，灿然地照着这孤舟，缓缓而进。我心想：我最爱诗了，总想进入诗境；今夜今时，我才第一次懂得诗的境界。

我回津沽后，家人看我腿上棒打的青伤犹在，都叹息一回。又听我讲，怎样听见夜里匪人将一名他们认为可疑的秧子带出去枪决了，我听见了枪声。此人很好，却异乡作鬼。那时还有一个老乡姓吕，是个扛脚行的穷人，是我家开的小木匠铺的吕师傅的亲哥哥，也不知缘何，极为匪人所恶，每日裸背鞭打，而且也要和刚才那位被枪杀的同样“处理”。我自告奋勇，替吕大哥说了很多好话，告知其真身份并非“可疑分子”……谁知因此，他竟拾了一条命，后来也放回来了。

但是使我最感动最不能忘怀的，仍然是由于家父的为人，识与不识，都表现出异常的敬重，几乎是处处有“贵人”暗中相助，有“福星”解难消灾。这是什么珠宝金财也换不来的群众的真情至感。

家父一生也最爱国，那时只有上海的三友实业社是专售国货的百货店，他不喜洋货，总是用邮购的办法向“三友”买些东西。他写信控告过天津县某县长的劣迹，也支持过脚行群众将到沽收“牙税”的小伪官打跑——有名的“打牙税”事件，遐迩皆知。

因此，要讲我被绑的事，绝不是我这个少年学生的个人的事情。不讲咸水沽抗匪史与家父的生平大节，那就什么也讲不清，什么意义也没有了。我总觉得，像我父亲这样的人，赢得万众同声给以“硕果苞桑”、“智深勇沉”的献词，有关事迹，应当有所记载；他的为人，也应当得到公平的评价和对待。我不揣冒昧，粗陈梗概，关心津沽文史的，或有所采，则非止寒家一姓的荣幸矣。

诗曰：

誓保全乡已忘身，百危形势赖斯人。

几多父老曾垂泪，谁为开明纪士绅。